农民工职业成长及其个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259份问卷数据

基于浙江25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培训次数和换工次数均对农民工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总务工年限对工资提升、岗位调整次数、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社会资本作用有限,仅亲朋好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与被提拔次数以及聚会花费与岗位调整次数呈弱相关。韧性等心理资本因素对工资提升和岗位调整次数正向影响显著。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性别差异视角下职业流动对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研究

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存在重要影响。利用CHIPS数据,采用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FFL分解法,考察了职业流动对我国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职业流动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对男性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女性,因而扩大了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职业流动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提升效应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中更为明显。FFL分解结果显示,在中低分位数和高分位数上,两性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和性别歧视分别是造成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随职业流动扩大的主因。提升女性人力资本水平,倡导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是缩小我国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均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对就业影响中发挥一定调节作用;教育与社会资本在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中分别具有互补和替代效应;健康与社会资本在就业质量中存在互补效应。两类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代际差异,人力资本是影响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而老一代就业分化和质量则受到两类资本的双重显著影响。基于此,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同时,应兼顾群体共性和代际差异特征,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序转移。     

农民可持续生计与村民自治

利用CSS2017全国微观调查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遵循“能力—意愿—行为”作用链条探讨农民可持续生计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我国村民自治的农民参与度严重不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影响效应最大,人力资本影响效应次之,社会资本影响效应最小,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层面的受教育程度、政治知识和能力贡献较大,金融资本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层面的社会网络具有较大的显著正效应,而社会信任显著性正效应较小;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任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影响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或遮掩效应,而政治兴趣中介效应量较大。因此,需要从参与整体现况、参与能力制约和参与心理意愿的维度提高村民自治中农民的参与水平。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健康状况对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

利用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用Heckman模型分别估计了身高、身体质量指数对非农就业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身高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男性的影响要更大,但是女性没有发现;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没有影响,但在考虑了不同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之后发现,私企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影响是显著的,且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纠正了选择性偏误之后,身高对工资的显著性影响仍然存在.用健康自评进行强力检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居民工资具有重要的影响.     

个体特征、职业认同与农民工职业满意度——基于广东省南海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分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部分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测量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及其职业满意度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在服务业就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农民工的职业认同对其职业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改善职业环境,进一步增强农民工的职业价值感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将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ＣＧＳＳ２００６ 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解技术,对东部和中西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 会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作了比较。就人力资本对不平等的总影响而言,东部和中西部差别微小。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经验的影响则正好相反。社会资本的情况则相反,发达地区要小于不发达地区,但是,政治资本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发达地区要大于不发达地区。这些结果否定了收入不平等的市场一元论解释,认为市场和国家联合作用对收入不平等研究的解释力更强。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新生代农民工生计资本对回流式市民化影响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对生计资本的定义,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所调查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镇化总体意愿较为强烈,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年龄因素,自然资本中的耕地拥有量因素,物质资本中的房屋拥有量因素,金融资本中的年收入因素和社会资本中的市民朋友数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