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的不公平性研究

采用博弈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问题,认为我国农民工工资是被严重扭曲的,这必然造成了农民工权益损失;通过分析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不公平博弈,认为企业会一致采取扭曲农民工工资的联盟行动,而农民工在博弈过程中往往是被动、弱势的;另外分析了我国买方垄断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不合理定价机制,认为农民工实际得到的报酬低于企业的边际收益,说明企业存在对农民工的"剥削"问题。因此,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是不公平的,需要通过改革措施将农民工工资提高到合理水平。     

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探索

对珠三角地区的部分相关数据和访问资料的初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剪刀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一线普工与管理、技术层的绝对工资存在巨大差距,二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大大低于城市在岗职工,三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月均消费支出并且绝对差距较大,四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从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寻求解释,对企业人力资本的低度供应与虚假需求、企业内部的工资决定、GDP主义导向下的制度环境失衡、农民工的工作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以及全球产业链中的农民工用工制度的长期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受雇农民工数量和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

受雇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数量最庞大但很少被专门研究的基本群体,其数量和工资的估计受到既有农民工数量和工资调查研究中统计口径不一致的困扰。以微观数据为基础的一致统计口径可以纵向连贯、横向可比地考察受雇农民工数量与工资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外出农民工数量已从增长阶段进入基本稳定阶段,其内因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这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必然结果。（2）受雇农民工数量总体上虽略有增加,但也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而且青年农民工（35周岁以下）的比重在逐年下滑。（3）受雇农民工工资水平虽有显著上涨,但与城镇职工的相对差距却有所扩大。（4）学历工资的阶梯状分布在大专及以上学历阶段呈现跳跃性,且这种跳跃性仍有扩大倾向。研究结果揭示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结构性分化,同时也表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复杂性和现实困难性。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农民工工资的法律保障

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一问题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途径。应当明确,农民工也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法律成因有立法、执法、司法等多个方面,应采取多种法律对策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构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应从完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立企业的信用档案和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入手,构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满意工资”只是幻觉

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的工资水平竟然总体认可,不满意的比例只有1/5。“农民工对收入持稳定乐观预期,反映了就业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价格水平的提高。”《工人日报》2月26日报道价格真的迅速提高到农民工满意的水平了吗?不久前一项调查还显示,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仅为城镇工人的一半,企业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的主要手段;某地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从1992年到2004年12年间只增加了68元钱,扣除12年间的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收入在负增长——如果你是农民工,你会满意这样的工资水平吗?“满意”是个很主观的概念,这…     

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利用CGSS2010数据,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女性农民工政治资本形态对其城镇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强关系"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影响存在类别差异,前置"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没有影响,而后致"强关系"政治资本形态却产生显著影响;对于"弱关系"政治资本来说,"前置弱关系"与"后致弱关系"形态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都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政治资本对女性农民工城镇定居选择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只存在于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以及地级市,对省城以及直辖市却没有显著影响。     

政府在清欠农民工工资中的角色冲突与归位

政府角色是将政府人格化来定位其功能和作用。本文结合时下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社会热点,分析了政府在清欠农民工工资中的现有角色、角色间的冲突、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清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上,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四个方面:社会诚信的倡导者、民工维权的服务者、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农民工会的领导者。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基于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农民工工资分析

在考虑到很多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通过合约或其他方式确定下来的新情况和城市工作的机会成本下,对双方锁定工资决定模型进行了引申.对修订模型的分析可知,"民工荒"和城市失业现象,会交替出现,呈现出震荡的特点.当城市打工工资低于以农村现行工资衡量的城市保留工资水平时会出现"民工荒"现象;当城市打工工资高于保留工资时,又会出现城市失业的现象.     

农民工流动意向研究

金融危机过后,尽管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大城市企业待遇不断提高,农民工回乡潮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本文采用2013年对广东省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安徽三省的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这一群体的回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年均回乡次数、工资水平、性别、学历以及企业是否为其购买保险、是否对其进行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劳动收入的最优化——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新思路

农民工工资近几年来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这是对农民工工资原来行政强制性的生存工资的校正。多方面的数据表明,目前农民工工资的现状是:基数低,工资水平不高,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占比严重偏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从国民收入两次分配的格局入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要向劳动者倾斜,确保劳动收入的最大化,促使农民工工资持续稳定的合理增长。     

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制治理

我国目前对弱势群体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是一大薄弱环节,使我国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到严重侵犯,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农民工是弱势群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愈演愈烈,因此,需要依法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工资差异及其分布效应——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分位数分解法分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工资差异,研究表明:从全国和东部地区来看,城市工和农民工的工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两个群体的禀赋差异,歧视所占的比重较小;在中部地区,中、低分位上的系数差异大于禀赋差异,中、高分位上的禀赋差异大于系数差异,对农民工的歧视主要存在于工资分布的低端;在西部地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工资差异、系数差异和禀赋差异都不断提高,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为两个群体的工资差异做出了大体相同的贡献.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保护农民工免于工资歧视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中部地区的低收入阶层和西部地区.     

关注农民工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北京市城镇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明确把农民工排除在外,农民工被纳入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的范畴。然而,实践中的诸多困难使探索中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也“遗忘”了这一群体,更不用说大量外来工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医保现状的分析,发现政府能力和企业逐利的特点使其失信于农民工,加重农民工的抵触心理;指出在提高政府能力和诚信度,增强对企业约束力的前提下,把农民工纳入其就业地而非户籍所在地的基本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更可行。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