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

"最佳政体"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终极任务,但是亚里士多德并非在一个单一的意义上研究这个问题,而是将其区分为某个政体前提之下的最佳状态,适合某个人群的最佳政体,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最佳政体,不管外在条件限制的"依靠祈祷"的最佳政体,以及依赖超凡德性的最佳政体。本文试图从这五个角度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学说,最终论证他在哲学家应该为王的意义上与柏拉图的亲缘性。     

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及中产阶级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佳政体。经过对现实政治状况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中庸特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将实现最佳政体的理想寄于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亚里士多德并非盲目的乐观。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很难通过改良方式实现。贵族和平民两派都不会轻易放弃私利。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统治者能更多地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是培育良好公民,以实现城邦至善公义的根本途径。     

儒家性非自足、性自足传统刍议——以荀子、王阳明为中心

荀子与王阳明分别是儒家性非自足、性自足传统的两位典型代表。性非自足与性自足传统均有自身的理论难题,且若走向彻底、极端,均易得出一些难以让人接受的推论。性善、性恶传统可看作是性自足、非自足传统的子传统。"性善-性恶"的儒学史模式存在局限,鉴于此,有必要提出"性自足-性非自足"模式,在必要时对它进行补充或替代。     

城邦与个人：自足与自由

城邦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具有自身目的性，也具有实现自身目的的能力。自由也有两重含义：第一是人的独立性、属己性；第二是指个人行为活动方面不受限制。个人独立性、属己性的自由是城邦自足的必要条件，而为所欲为的个人自由却损害自足的城邦。     

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城邦是否先于个体和家庭,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做出阐释,但他们的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共同体主义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个体是由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创造的,每个人都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个人依赖共同体获得道德、自我同一性以及自我价值。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中的张力分析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路径和自然主义的演进方式塑造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政治观,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目的论路径展示了城邦超越、自足、理想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方式蕴涵着城邦现实性、多样化和变动性特征。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不一致是亚氏政治观紧张关系的深层体现,哲学沉思是好人(哲学家)最优良的生活方式,而城邦政治是好公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比较研究

“摹仿”一词大概起源于远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秘仪活动。公元前五世纪,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从祭典领域转移到了哲学和技艺领域。“摹仿说”两大奠基人——古今的哲学巨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其在认识论中和叙述字中都拥有相同和不同的解读。柏拉图认为诗人画家的摹仿只触及灵魂中的低下部分,与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无补于城邦治理和公民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迥异于柏拉图。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诗摹仿人的活动,也就是在创造艺术真实。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对柏拉图摹仿说的一种扬弃。     

嘴巴与政治(上)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愿意与否,人无法脱离政治(城邦)生活;现实中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孤立之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性,与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可谓一脉相承。儒家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说:"食色,性     

城邦与早期法律

城邦的建立,除了地理环境的分散性外,也与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世界特殊的政治形势有关,更重要的是希腊人进入文明方式的特殊性。城邦内部追求独立、自主,尤其把政治自由看作每个公民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了保证自由权利的运用,城邦政治家们选择法律作为城邦一切政治活动的准绳,维持城邦社会的运转。希腊法治思想对早期西方思想存在一定的启蒙作用,奠定了它在系统性分析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早期法律内部也存在缺陷,并最终导致城邦走向灭亡。     

关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和谐思考

时代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要和谐、要发展,更要以人为本。发展需要科学,但宗教在现阶段的存在是不容改变的事实,科学对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武断地去消灭宗教。面对我国这样的现状,我们需要做的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用和谐的思维方式客观地去把握科学与宗教的存在,从而为人的真实存在创造一个可能的生活空间,并且从它们的存在中提取属于人的那份意义和价值,因为人就是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说科学和宗教在现实这个境域内是可以有一定的对话的,但不是无原则的调和。     

政体理论重述

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是,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有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彼此很容易发生转换。但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逐渐最终经历了两次蜕变而面目全非：基于事实的多元政体分类演变为基于观念之争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理论上的误区最终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不但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从《论法的精神》追寻孟德斯鸠“最优的政体”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一划分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他强调政体的核心在于政体的原则。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感情,包括风俗、人情、民族性、地理环境等等。每一种政体都有其赖以依存的原则,当这种政体原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政体就发生了腐化,造成了政体之间的循环。前三种宽和政体之间的转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要防止政体向专制政体转化,就需要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他认为"最优的政体"是一个最适宜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政体,是一个包含社会各阶层的中庸政体,是一个在法律的统治之下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政体。     

正确理解共产主义实现与宗教的消亡

宗教有着特定的社会作用,宗教的精神价值、人本取向和对主流文明的普适性,使宗教教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共产主义实现也需要宗教教育的支撑。当共产主义到来的时候,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不同宗教的界限将被消灭,宗教将被代之以具有科学色彩的"心灵哲学"。     

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的解读

达尔是多元主义民主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一书中,他比较了影响一个国家从不民主的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七组因素,认为多元主义民主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多元主义民主的存在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同时自身也包含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