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尧臣的“平淡”论

梅尧臣是宋代诗学“平淡”论的首倡者,被誉为宋代“平淡”诗风的开山鼻祖。在批评晚唐五代以来西昆体之流弊的基础上,梅尧臣一改西昆体诗风浮艳、内容空虚、语言晦涩的缺点,倡导了平淡的风格,并在丰富的诗歌实践基础上,对“平淡”的地位、内涵和本质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建构了其独特的“平淡”理论,是宋代“平淡”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开启有宋一代文艺之“平淡”风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词气理论的成熟形态——谢章铤“词气说”的独特内涵

“气”是中国传统诗学重要的理论范畴,在构建诗学体系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在词学领域,谢章铤在其“性情说”的基础上,发展前人有关词气的理论成果,形成较为完整的“词气说”,将词气理论形态推向成熟。其“词气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包括和永与豪雅的词人之气、词作内容之气以及和而不促的词作行文之气。“词气说”与贵气、气厚、词量等相关的词学命题联系起来,丰富并拓展了近代词学理论的范畴。     

中国古典散文“气”说阐微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相对于诗词研究,散文研究则滞后了许多。究其因,缺乏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为之一。古人即有“知人论世”之说,这于散文研究也当是重要一途。文为人之气,因而以“气”论文当是知人论文的重要一途。文章力图在这一方面有所阐释,即从“气”的意义溯源,论其与人的精神风貌的初步结合,进而追及以“气”论文的源起、发展,最后以唐宋为例,述及影响文气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文心雕龙》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宋一代帝王和文人臣子经常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浮华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宋代的古文革新能取得成功,“辞尚体要”说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宋代,“辞尚体要”说作为遏制浮华文风的一剂良药,能否被付诸实践,有诸多因素制约,其中帝王与朝廷的好尚,实乃有力之提倡。宋代重视“辞尚体要”说,与宋人好议论、崇尚夏商周三代的文风、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和《尚书》学的兴盛等方面有关。     

“浩然之气”孟与“大丈夫”之德——孟子“勇”思想探析

孟子尚勇,他认为真正的大勇是深明大义,能够通过自反而作出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是合于气节、道义,敢于担当的道德之勇。孟子以气养勇,以义配勇,崇尚‘啥生取站’,其勇与“心”、“志”、“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种体现情感与行动统一的德性。勇的培养需要立其志,养其气,从而最终形成其理想人格——“大丈夫”。     

李杲堂对黄宗羲诗论的接受

李杲堂与黄宗羲读书穷经,以文托之,交往甚密,在接受黄宗羲诗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正性情”论、“文章元气”论、“诗而史作”论以及“日新之妙”论为核心的诗学观。其诗学观有助于肃清晚明诗坛以来的的模拟皮毛和盲目追从高门巨公的风气以及浅率的诗风,在继承楚骚现实主义传统之时,包含了明遗民崇尚实学的政治理想。     

论李贺诗歌中的“富贵气”

李贺诗歌具有很浓的“富贵气”，他长于描写贵族的用香生活、宴饮生活、情爱生活和贵族妇女的生活场景。从温庭筠的词反观李贺诗歌．发现他们在具有“富贵气”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李贺诗歌的富贵气带给人一种瑰丽博艳的视觉冲击，却也有雕琢过甚的瑕疵。他笔下的富贵是一种金玉锦绣式的故作富贵，而非风神兼各的真富贵。     

从"文以气为主"到"气以诚为主"--略论宋代气质观念与诗学

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论命题对于后代影响甚为深远。时至宋代,心性学兴起,士人注重心性修养,气质向道德本体和心性回归,相应地在诗学领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使之符合气质中和的要求。宋代诗学中的气质论较之六朝、唐之气质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宋代心性学与道德形上学渗入诗学的自然结果。     

从“平旦之气”“夜气”看“性善”

孟子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中有关于平旦之气和夜气的描述,这不仅反映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论点,同时也反映了人性本善的真正含义:人性本善并不是指人生而有之,而是一种向善的选择。     

论古典文章学中的“潜气内转”

中国古典文章学崇尚波澜曲折的效果,因而非常重视各种转笔的运用。"潜气内转"就是其中的一种巧妙转法,它是从中国古典文章创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应成为中国古典文章批评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潜气内转"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在行文发生承接或转折时,不用虚词作过渡。二是通过硬转陡接的笔法,使语言之链发生断裂,而文章的意脉却似断实连,若隐若现。"潜气内转"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章学对自然浑成之美的崇尚和对含蓄之美的追求。它所蕴含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不仅对古典文章的结构分析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而且对改变当代散文创作中的漫无节制和繁冗涣散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易安体”辞气探微

李清照词作中具有两种典型的述情语式———设问与设想。它形成了“易安体”掩仰自如的词气之美 ,标志着李清照的审美深度。     

从"平旦之气""夜气"看"性善"

孟子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中有关于“平旦之气”和“夜气”的描述，这不仅反映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论点，同时也反映了“人性本善”的真正含义：“人性本善”并不是指人生而有之，而是一种向善的选择。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宋代“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为宋代士大夫营造了新的生存环境,成为宋代士风转变的时代文化大背景。范仲淹注重个人品德的自我修养和完善,并在一生的仕宦经历中身体力行,最终归纳为“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其言行对时人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成为时人学习的楷模,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中国哲学“气”范畴的现代认识

古代文献中的“气”主要有三种涵义 :气态物质之气 ,生化之本之气 ,符号—关系模型之气。生化之本之气是以主客相融的方式 ,通过心灵“体验”对世界的发现。因此 ,用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科学方法 ,不能证明“气”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最有力的办法 ,是认真按照主客相融的方式 ,亲自去做一下 ,看到底有没有“气”的存在 ,这是问题的关键。气是无形虚体 ,其作用必定采取无为的形式。无为不是不作为 ,而是不在对立的关系中作为 ,故不可得见。气的作用也就是时间的作用 ,而时间也体现着气。     

词分豪放与婉约的诗学意义

通过对宋词中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探究 ,认为其分别代表了中国诗学史上的儒家功利主义和道家非功利主义两种诗学传统 ;蕴含着“气”和“韵的和谐美的两种诗美形态。豪放词与婉约词在言志与抒情、“气”与“韵”、阳刚与阴柔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 ,表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发展到宋代时走向成熟     

论廖燕“愤气说”的内涵及意义

文学家的人生遭遇与创作才能之间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史上一个被长期思索和反复讨论的话题。清初诗人廖燕,在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念——愤气说。这一观念的具体内容,表现为他所总结的文章写作的"三后"说,即"患难后,病后,贫无立锥后";同时,他认为,"愤气"的形成和发泄,不仅与人的身世遭遇相关,而且与人的才情有更直接的关系,由此提出了才情培养的方法和途径。在此基础上,对于传统的"穷而后工"的诗学命题提出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