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地金融视角下的农民融资困境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要求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城乡金融制度安排、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缺少担保品等因素导致了我国农民融资难的现实困境.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地金融的固有特点能有效耦合农民融资需求,发展农地金融是解决农民融资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宁夏生态移民发展研究

笔者通过对宁夏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滞后的现状分析，发现农地建设与经营成本负担是制约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的主因。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章探讨了生态移民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提出采取“农地收购”、“招募式移民安置与农地产业化经营模式”是解决当前农地短缺和生态移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现阶段我国农地制度变革刍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 ,与人民公社集体经营体制相比较 ,具有较大的制度绩效 ,但它主要解决的是土地经营体制问题 ,并没有解决农地制度的所有问题。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涌现出“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等多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措施 ,促进了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市场化是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 ,目前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逐步实现土地市场化。     

土地经营权出租人解除权行使规则构造

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租赁已成为农地流转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规模化流转实践表明农地租约具有异于普通租赁合同的诸多特殊性。农地租约出租人行使解除权的核心要义是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同时解除事由的规范基础需要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次序。在农地租约出租人解除权行使时，需要对催告解除中合理期限、解除时间予以适农性改造，并且承认规模化流转中出租人解除权行使的不可分性，以便较好地维护农地租赁市场的稳定。在农地租约解除权行使的法律效果方面，应重点关注恢复土地原状的具体方式，尤其是对于农地添附物的处置应当符合绿色原则要求。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产权的现实困惑

中国大陆集体农地的确权颁证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诸如农户撂荒承包地而集体无从禁止，承包、经营农地抵押贷款面临困境，以及承包农地继承问题初现端倪等，又表明集体农地产权尚存在某些界定不清、内涵不明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集体农地产权在现实生活中的若干困惑。从要在农村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一改革目标看，迄今进行的改革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我国农地流转信托制度的建构——以制度变迁为视角

农地流转信托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农地流转新方式,但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信托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直接原因是我国在农地流转信托实践中将商业信托公司的混合型信托作为主要方式,深层原因是政府对农地流转信托主要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供给的不当。为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适时地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加以促进和规范;应建立混合型农地流转信托审批制度和政府农地流转信托机构制度,并将政府信托方式作为我国农地流转信托的主要方式。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美国农地信托流转运行机制分析与启示

农地信托流转作为流转的创新方式之一在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有效放活土地经营权创造良好条件。我国农地信托流转起步较晚，面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承包地“三权分置”落实的新要求，需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本文以美国农地信托流转为例，基于土地产权理论从参与主体、运行关系、典型模式、保障措施四个方面阐释其运行机制，以此说明美国此项制度经验。同时，梳理我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现实探索，从主体关系的视角形成总体分析，并总结面临的问题，进而为借鉴美国农地信托流转的相应经验提出完善建议。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模式与契约选择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始终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从"两权分离"转变为"三权分置",农地流转问题再次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但是在农地流转中存在农户间以口头契约为主的小规模小范围的土地流转现象,导致农地分割细碎化严重;口头契约的不完整性是造成农地流转后产生纠纷的根源。本文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和视角,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研究农地流转模式与契约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书面契约有效地推动了有序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地分割细碎化的问题。     

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的第三方力量

在农地流转的利益平衡中,农民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而第三方力量在农地流转中维护农民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对农地流转中第三方力量的功能定位及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其对维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作用,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和维护农民利益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原则,从农地信托、农地交易信息平台、农地流转舆论监督、流转纠纷援助等制度方面探索完善农地流转第三方力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方式。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实践、缺陷与误识--基于农地流转制度实践的思考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的推进面临两个基本现实：一方面，农民群体内部已经产生较大分化；另一方面，农民主体利益成为制度实际实施中的次要考量。与之相伴，一些制度实践者的主观认知存在偏误：一是认为农地流转制度是一项土地政策，二是认为农地流转比例、规模越高越好，三是为农民贴上落后标签。事实上，农地流转是一项制度设置而非政策，农地流转的规模比例应当遵循市场原则而非人为设定，农民的土地观念是一种生存理性而非落后。     

土地流转“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模式的潜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深化,新兴的流转模式即“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破土而出.它为当前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模式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存在隐蔽性“农地非农化建设”之嫌,农民难以充分享受农地规模经营的收益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允许农民的股权流转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等措施来解决.     

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

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流转价格还形成了相应的体系。但是现在的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地价的决定因素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探讨地价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流转方式决定价格体系。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种产权构成农地流转的价格体系——农地所有权“价格”及其体系、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及其体系、农地其他权利流转价格体系。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交易封闭性、资产专用性与农村土地流转

仅仅认识到农地产权制度残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是不全面的,即使农地产权明晰,因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们也不能期望在仍然主要是农业大国的中国农地流转达到较高水平,政府应消除造成农地流转障碍的制度因素而非设计一套制度安排。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存在明显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使农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信息不畅、充满风险、买方有限的市场。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买方提供获利空间从而增强转包激励,但因专业化而伴随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增加会限制农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的法治路径

通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呈现的现实问题和影响市场化进程内外因的综合考察,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制度构建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思路。农地流转的制度创新应当将效率与长远经济发展相结合,将总量增长与社会的长远发展相结合,进而从法律制度上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契合点,通过农地流转法治化的途径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国际合同管辖权的确定——“适当—和谐论”的视角

国际合同管辖权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合同管辖权确定的首要原则,特殊地域管辖规则是确定合同管辖权的一般规则,基于某些合同的特殊性,也可以确立诸如“有利于保护权益”原则等特殊管辖规则。“适当—和谐论”要求在解决合同管辖权问题上,以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有利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促进合同关系经济及社会功能的发挥、促进国家间经济交往与司法合作为基本取向。     

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有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不应是农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而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任何一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促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帕累托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