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辅治河简论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汉军镶黄旗。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先后任国史院学士及内阁学士,康熙十年授为安徽巡抚,十六年授为河道总督,总河十一年,治绩显著,实为我国治黄史上有数的治河名家。一靳辅治河始于深入调查,细致探求河敝原因,确立治河的战略思想,改革治河的组织和制度。康熙十六年三月,辅受命为河督,日夜兼程赶赴治河工地,随后带领助手陈潢,历时两月,泥行千里,“偏(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     

戴震与国保书法家（续）

去年，我写了《戴震与国保书法家》，戴震与13位清代乾嘉时期的国保书法家的关系(载于《徽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这些书法家均为戴震的朋友、熟人和弟子。因当时资料未收集毕，还有清末民初的三位国保书法家未写。他们是戴震的再传弟子、三传弟子或私淑弟子俞樾、章炳麟、梁启超。戴震的这三位门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在戴震的私淑弟子阮元创办的浙江“诂经精舍”、广东的“学海堂”从教、学习过。他们深受戴震思想影响，继承了戴学，并为清末民初掀起戴学研究热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北宋治河官员的选任与监管

北宋时期河决不断,治河活动频繁开展。为提高治河成效,宋廷对督导河役的官员制定和运用一系列较为严格的选任条件、考核标准和监察方式,从而明确其治河职责,规范其奖惩依据,借助于经济奖罚、行政奖惩等多重举措对治河官员加以严格考核与监管,保证了治河的顺利开展。     

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民俗中用糖的文化理念

清末民初,蔗糖被广泛用于广东民众的结婚、生育、日常社交诸活动中,并且形成了一套为民众所广泛认同的习惯性用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颇具广东特色的“糖文化”,进而与其他地方的用糖民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喜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塨的治河思想

李是清初著名实学思想家,其治河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总结了历代的治河思想,认为“分流”和“合流”都有可取之处,主张因地制宜,治理黄淮,这些和“康熙朝治河第一人”靳辅的治河思想有很多相同之处。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恢复海运,间接治河的主张。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从康熙的南巡诗看南巡的目的和意义

康熙南巡诗反映了南巡的目的和意义：治河安澜；察吏安民；游历山川。在国家统一的形势下，这是进一步巩固政权的需要，反映了治国重心的转移，并由此清王朝进入了盛世历程。因此，这些南巡诗不仅可补史料之不足，更有其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民初广东军政府与龙济光政府维持纸币之比较研究

民初广东金融混乱 ,纸币低折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广东军政府和龙济光政府都深受这一危机的困扰。通过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对同一纸币的维持过程 ,比较两者的维持效果     

《沧海遗音集》与清季民初的词史演进

清季民初士大夫词人在为世所遗的境遇中产生对“末世之悲”母题的集体认同，并吸收“意内言外”的理论资源而生成反复刻意言说与不可言说、不必言说两种相反相成的书写范式，完成常州词派阐释学与词体创作的实质对接，朱祖谋纂《沧海遗音集》集士人同道之作，是一时创作风会与集体范式形成的表征。但伴随近代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士大夫词人也面临末世之悲的母题消解及范式空洞化的危机。与此同时，词坛也活跃着更加多元的创作力量，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实践。朱祖谋赞赏陈洵后期词作的直写心素，及陈曾寿词的即事会心，甚至部分弥合了与王国维的分歧，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书写的观照和思考。集体性与个性起伏消长间的张力，推动了清季民初词史的承续发展。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

论郑观应的人才思想程连升郑观应（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代表人物。历其一生，他始终坚持“富强救国”的信念，提出了期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其改良中国的方案中，非常重视新式人...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

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严重化 ,与其时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上的动荡加剧了盗匪的活动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消除社会底层的贫困 ,反而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滋生盗匪的根源仍然存在 ;不良的社会风气也进一步助长了盗匪问题的发展 ;而传统的社会控制力量的分解又为盗匪问题的严重化提供了可能性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是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 “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 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 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郭嵩焘不仅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更是一位以精通洋务而著称的洋务思想家。其洋务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而是把办理洋务提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就是其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治河方略、治河技术、治河保障措施体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郭嵩焘的治河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河道治理,尤其是长江中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和开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制度建构与国家认同:民初国会的省宪论争

许纪霖认为,民初政治混乱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威缺位,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仅是权力,而一再错失重建国家权威的机会。沈洁认为,民初的多头权威,北洋与民党、北洋内部、民党内部的多重缠斗,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宋宏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论即旨在回应国家权威缺位的问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然而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终归于失败。严泉梳理了民初要求地方分权的省宪主张,认为1923年民国宪法已经创设了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联邦分权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建构尝试很快被国民革命打断。瞿骏认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多看重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力使民众知晓民族主义之“可贵”,却较少去普及民族主义之“可爱”。     

共和还是君主——重思民国初期关于国体问题的论争(1915-1917)

许纪霖认为,民初政治混乱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威缺位,各方政治势力争夺的仅是权力,而一再错失重建国家权威的机会。沈洁认为,民初的多头权威,北洋与民党、北洋内部、民党内部的多重缠斗,致使政治走向无序和无休止的争端。宋宏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论即旨在回应国家权威缺位的问题,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然而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终归于失败。严泉梳理了民初要求地方分权的省宪主张,认为1923年民国宪法已经创设了一种体现中国特色的联邦分权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建构尝试很快被国民革命打断。瞿骏认为,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塑造过程中,多看重民族主义之“可贵”,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力使民众知晓民族主义之“可贵”,却较少去普及民族主义之“可爱”。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影响探析

明代河南黄河水患的频仍与严重,给明王朝造成巨大影响。其加速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流、湖泊、平原等自然环境的恶化;制约了黄患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许多濒河城镇走向衰落;促使了包括总河在内的治河官职设置,也引起了官场生态变化,同时由于土地兼并加剧与人民不堪重负使社会矛盾激化;使明代治河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影响促使清朝治河行动更为积极,也足以使今人对黄河现状加以深思。     

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

袁世凯与民初议会张华腾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和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初议会之间展开的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斗争。斗争结果是议会被解散，袁世凯专制独裁政权确立，辛亥革命最后失败。因此，揭示袁世凯与民初议会的斗争...     

清代州县的治河经费

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水利因承载太多的社会功能,而为统治者所倚重.清代国家以拨帑的形式解决了州县存留中治河经费缺失的憋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财政支出的灵活性;但拨帑与国家财政盈绌状况密切相关,嘉庆以后,这种情况鲜有所见,治河经费遂由州县官员自行筹措.州县官自行筹措治河经费,使州县官私征合法化.     

清代钦差大臣巡视治河工程原因探析

清代黄河治理与清朝统治的稳定关系密切,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因此经常派遣钦差督察治河工程,除防止治河工程中舞弊和疏漏外,在官员业务不熟、推诿扯皮时、在皇帝需要了解实情以及处理紧急治河事务时,朝廷也会派遣钦差大臣处理河务,对于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钦差,朝廷也会严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