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论信用缺失的产权根源--中国社会转型期为例

信用交易以清晰界定的排他性产权为前提 ,信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 ,“产权缺失”① 是造成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本文从经济层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表现形式的“产权缺失”是如何导致信用缺失的 ,旨在说明一个界定清晰、保护有力的产权制度体系是建立完善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     

金融发展权理论下农村社区金融法律制度研究——基于中美社区金融比较分析

金融是社会资源的核心要素,农村社区金融对中国"三农"问题解决及促进弱势群体金融发展权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社区金融制度对比现实存在滞后。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与社区金融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进行比较研究,以金融发展权理论为视角探析完善我国农村社区金融制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主要针对农村社区金融的组织制度、市场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及其依存的金融体制进行分析,着重提出互助担保、评级补偿、公众监管及资本多元化等具体法律制度,尝试解决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工会组织:人力资本的优化合约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工会组织用较小的成本完成了单个劳动者所无法进行的人力资本的产权界定.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表明在社会分工和集体协作生产中,单个劳动者维护权益和协调生产的交易成本是高昂的,工会组织则大大降低了这些成本.工会组织对产权界定、降低协调成本,通过市场机制优化人力资本的合约安排.作为一种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法律制度设计,工会组织区别于政府和单纯劳动力市场,而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机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配置权博弈

中国的金融资源配置经历了一个中央政府集中配置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的过程.在现有的中央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成本与收益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配置金融资源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一博弈结果意味着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在不改变国有金融制度的产权结构下,通过扶植(或至少不压制)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     

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对两个核心问题研究出发,利用利益相关者图解法,对农村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认定,并区分其属性,得出结论,社区是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最关键群体,树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观是实现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尽量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对社区旅游进行企业化经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持续发展途径。     

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体现为对人力资源资本地位的承认与重视,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要素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权利配置关系。人力资本产权问题产生的根由在于发挥人力资本产权的激励效应,降低企业制度成本,提升企业效率。而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效应能否真正发挥,则取决于人力资本产权初始界定与动态调整过程及其运行机制能否将人力资本所有者切身利益与企业价值增值紧密捆绑起来。同时,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效应的发挥还受法律及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市场及金融资本市场完善程度等外部条件的影响。     

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以资本信用为基础、以债权保护为核心求得交易安全,却抑制了公司的发展,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资本制度,不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以资产信用为理念、以效益和安全为目标完善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促进公司的发展壮大,提高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真正实现公司、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合理平衡.     

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民间金融在国内外普遍存在,我国农村至今仍然活跃着各种民间金融形式,事实上起到了弥补官方金融缺失的不足。非人格化交换是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变迁的目的是降低交易费用。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需要进行路径选择。民间金融产权关系明晰,交易成本低廉,方式多样灵活,是广大农户熟悉的金融方式。将非正式制度的民间金融转化为正式制度,改善监管约束机制,不失为解决农村金融供给缺乏的有效制度安排。     

从银行控股公司到金融控股公司的变迁考察——兼论金融控股公司的含义

美国金融业务组织制度的演变 ,从银行控股公司的产生到最终形成金融控股公司 ,典型地表现为一种制度变迁。美国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来实行混业经营 ,是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当局博弈的结果。金融控股公司的特定内涵也是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历史形成的 ,不能随意界定。     

金融信用的产权基础与道德支撑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移植西方的信用文化,这或许是我国在面临全球金融一体化外部压力下快速构建现代金融信用制度的一种选择。治理结构的改善和信用文化的移植说明了在现代金融信用制度的建设中“产权基础”和“道德支撑”的重要性。信用制度作为一种金融产权制度,其产权基础不仅决定信用制度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影响着信用制度的“道德支撑”。此外信用市场的公平性是信用制度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信用契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使金融信用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社会信用体系的道德支撑首先是以产权为基础的“理性道德”,其次是克服市场公平和解决委托代理危机的信息机制,除此而外,个人的道德素质和金融的职业水准不可少。     

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思考

农村信用社存在着产权不清 ,经济效益低下 ,市场资金大量流失 ,资金来源减少 ,信用环境欠佳等急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积极推进产权制度和组织制度改革 ,规范组织制度和经营行为 ,增加农村市场资金供给 ,改善金融环境 ,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     

论台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台湾光复后,农会信用部积极参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为农民提供快捷便利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台湾加入WTO后,面对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冲击,农会信用部顺应当局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和农民实际需求,不断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和质量,逐步完善金融预警机制和金融管制制度,实施严格的成本控制和内部管理,为台湾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成为推动台湾农业发展和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农地金融制度:国别比较与借鉴

作为以农地产权为抵押来获得贷款的农地金融,在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实践,是解决农业发展资金的一个重要制度。我国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这一制度突破为盘活农村资源,解决农村资金困难打开了空间。详细梳理了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架构、发展进程以及成功的经验,通过对这些国家农地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一些设想。     

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与近代中国农村复兴——扶植自耕农运动再研究

金融枯竭和信用缺失是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盛行、土地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救济与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及其官方学派主导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致力于土地信用化,创设和扶助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在局部地区盘活了农村金融,提升和维护了农民的信用能力。然而分期摊还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显示,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不单是地权转移,且需要金融和行政力量的双重支撑,同时要强化土地的产权意识和市场的契约精神。     

基于“三位一体”视角的农村 普惠金融体系构建

市场、政府与社区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三股力量。农村金融体系成长是市场内生作用力的结果,市场应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农村普惠金融自身的特性,要让每一个贫困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强制组建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成长的效率。理论上讲,市场失灵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和法令程序来强制履行合约得到解决,但强制履行合约的高制度成本与高组织成本导致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的政府失灵。而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与政府双层失灵的缺陷。因此,要能较好的为农村贫困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必须构建市场、政府、农村社区密切结合,能相互弥补缺陷的“三位一体”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担保物权功能重新解读

民法学传统理论认为:担保物权的功能就是保障债权的实现,或曰债权的满足是担保物权存在的全部价值和目的,没有债权,担保物权就失去了存在意义。这个千古未变的信条是错误的。从理论上看,这种学说抹煞了信用和债在各自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混淆了信用、债、担保物权之间的关系;从实证来看,担保物权的出现是由于信贷关系的发生,而非债权的发生,无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都存在不以债的存在为条件的担保物权。从出现的时间看,物的担保制度早于债的制度。这表明,法律上的债的关系并非信用交易的唯一产物,它只是强制约束交易双方履约的一种法律设计。而担保物权不是针对债而发生的,它是为信用交易而发生的,因此它担保的是信用,而不是债。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创新机理探析——以江苏省无锡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面临新的变革.本文运用产权分布情况及产权量化程度两个产权界定指标,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界定、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产权界定的局限性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个案,对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进行的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村级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一种创新,它利用股份合作制产权界定的特点,有效克服了城市化中村级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探讨

农业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在国家财政和集体经济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就成为解决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着投资环境不佳、民间投资产权界定不清、信用和市场准入障碍等制约性因素,需通过深化农业基础设施产权改革等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