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成大早期田园诗到《四时田园杂兴》——兼论范成大诗中农事题材对田园诗的渗透

为探明范成大集大成式的田园诗歌的形成经过及其诗歌中农事题材对田园诗的渐次渗透过程,对范成大从青年时期至晚年时期的田园诗创作进行了研究。范成大的田园诗经历了由最初单纯描绘田园风光,到中、壮年时期,在田园诗中逐渐融入农事题材和悯农情怀的过程。诗人将田园风光、农事题材和悯农情怀三者有机整合,最终成就集大成之作《四时田园杂兴》。     

中国古代辞赋中的农事叙写

中国古代辞赋对农事的叙写,是中国古代务本重技的农本思想、悲叹田园的悯农情怀以及中国文人以隐显志和以园艺表达治业之情的圣道情怀的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农耕传统和崇实务本思想以及文人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观农的立场和心态。     

论陶渊明田园诗之“大人”形象——以《归园田居（其三）》和《饮酒（其五）》为例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从事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以自己的农耕生活为内容,通过描写优美的田园景物、简朴的田园生活,向我们展现出其闲适恬淡的心境。因而在大部分读者看来,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主人公形象是＂静穆＂的。然而,通过运用四层面分析法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加以解读后,笔者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大人形象。     

坚忍 期盼 反抗——由中唐悯农诗歌看当时农民的心理状态

唐安史之乱前,文人写作的悯农诗歌尚属寥寥。安史之乱后的整个中唐时代,悯农诗数量突然大增,这些诗歌不仅仔细描摹了中唐农民生活的状态,而且对中唐农民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清晰的刻画。基于对中唐悯农诗文本的分析,揭示出中唐农民从坚忍到期盼直至反抗的整个心理流程,以弥补正史之不足,并展现出中唐下层人民沉重的心灵世界。     

惠特曼之吟游诗人观与隐喻化概念

吟游诗人观可谓是惠特曼之诗歌创作之根基及精髓,这一观念对文学作品的构思与写作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及现实指导意义。吟游诗人观之具体体现涵盖着隐喻化概念,两者息息相关,交融相承,构成了文学作品创作之完美篇章。本文将对其吟游诗人观之基本概念、对文学作品创作的重要性、与隐喻化概念的关系等进行简要的阐述及探讨,旨在点明惠特曼是自由、民主、大自然以及普通生活的热爱者及其歌手,让读者了解其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丰富思想、文化、时代内涵,达到让读者拓展自己内在的文化心理空间以及提高对生活及文学作品美之欣赏之目的。     

论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

钱谦益的＂穷而后工＂说,要求诗人在性、情、学三方面都达到＂穷＂的境地,即具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和＂偏诣之学＂,至于际遇之穷反而是次要的。这一诗学观念与钱氏所处之时代和个人际遇密切相关,也是其整个诗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缩影,它将＂穷＂的范围扩大并重点落实在诗人本身,从而大大丰富了＂穷而后工＂这一中国诗学古老命题的内涵。     

秦观的越州之行及相关作品绎说

在秦观的生平和创作研究中,以省亲为名义的越州之行有几个节点值得关注。首先,越州之行为落第后处于情绪低谷之时的诗人提供了一个驰骋文才的平台,使其在频繁的登临宴游、唱酬活动中找回了早年豪迈自信的感觉。其次,越中山水和人文都给他应接不暇的感受。众多宴游唱和、登临怀古的次韵诗,体现了诗人早年以诗赋见称,擅长＂对客挥毫＂才情横溢的一面。另外,秦观词名之远播与越州之行不无关系。此行不但是怀古词创作之发轫,也影响着恋情词的广为传诵。怀古词体现了以＂数典＂为特色,多＂故实＂的初期特色;恋情词创作则渐入佳境,并开始引起文坛的联翩关注。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简论多多诗歌语言的流变

多多自创作伊始就非常注重对语言的思考,创作早期他关注语言的神性本质、自主性等本体问题。侨居国外期间,他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心灵之＂光（＂aura）,积极地探索语言的无意识结构与诗与人与环境的关系。新世纪归国后多多则把对语言的思考与历史、生命、死亡、诗歌等多方面联系起来,对语言自身的内在力量有了更深的诗性体验。通过分析多多在不同时期对诗歌语言的思考和言说可探讨语言与诗人的关系及此关系对其创作的影响,并在诗人的思考中进行再思考。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白居易徐州行迹考

观照白居易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结合其诗集、年谱等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白居易与徐州有着深厚感情,曾八次往来徐州。徐州乃白居易第二故乡,著名的燕子楼与诗人有深厚渊源,朱陈村也因诗人而备受关注。诗人的徐州行迹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绿原诗歌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研究者对“七月派”诗人绿原20世纪40年代至今诗歌创作的研究状况,从诗歌的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特殊视角解读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研究等多视角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到绿原的诗品与人格,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诗心的坚守、岁月的磨练、生命厚度的积淀使其创作不囿于初期的诗风,不断地超越自我,纵观他一生的创作,他的“为人民而歌”的诗思从来没有停止。同时把绿原诗歌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反思并探讨,更能够体现其诗歌的价值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论“流散诗人”艾布·马迪长诗《秘符》的哲学思想

《秘符》是"流散诗人"艾布.马迪的一部经典之作。诗中场景的不断转换、诗人对万物的不停质疑体现着诗人在阿拉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对自我身份探索、认同的过程。诗人身上文化的混杂性使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属性。作为一名流散者,他迫切地希望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两种文化的差异注定使他的心灵漂泊在对归属的寻求中而不能落脚。于是,诗人的作品中便充满了这种寻求所带来的哲学思考,这也便是《秘符》之所以"秘"的原因所在。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郭熙的绘画理论对杨万里自然山水诗的影响

诗画一体的创作观念在宋代达到高峰,深刻影响着诗人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视野。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觉吸收借鉴北宋学院派画家郭熙的绘画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面：一、亲身亲历的审美观照方式;二、以山水写心的超功利审美心境;三、不拘死法、自成一家的技法观念。这充分体现着诗画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创作规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诗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华兹华斯诗歌中女性地位与价值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除了对自然主题的关注之外,还刻画了大量的纯朴自然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体现出的真、善、美衬托了诗人对于美的坚持与追求。基于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类型的分析,探讨了诗人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叩问与寻找,从而挖掘诗人对于女性形象的观照以及对女性主体地位与价值更加深刻的思索。     

论李白的黄河绝唱

李白咏唱黄河的诗虽远少于咏唱长江的诗,但内涵丰厚深邃,突出地表达了诗人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自由的个性情怀,充分彰显了唐代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面貌,也更鲜明地体现李白诗歌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神奇莫测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堪称雄视千古的绝唱。     

“时代焦虑”下的个体人格——论30至50年代穆旦的诗人心态

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穆旦在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心态问题,引入＂时代焦虑＂的目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一种背景的衬托。本文主要选择了20世纪30至50年代穆旦诗歌中的＂自我＂形象以及由此可以关联的诗人自我两个主要方面,来探讨穆旦的个体人格即作为诗人的心态问题,而这种以点带面的论述方式除了适用于穆旦本人,同样的,也会在某种类比推演中,涉及到20世纪诗人的一种＂典型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