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模型分析

贫困农户很少有富裕资金用于教育投资,且相对于普通农户更易受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所以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可能更加保守。本文通过建立农户教育投资模型,在微观层面定性研究了贫困农户教育选择的预算约束和教育投资与收入的代际流动,并以此为基础,对贫困农户的教育选择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基于400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在个体、群体、组织和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正在受到扶贫领域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农户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西北农村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惠行为是贫困家庭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投资形式；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构型同质性较高,表现为具有较强的紧密型关系,但缺少垂直型和跨越型关系；社会网络规模小,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表现为存在大量无法跨越的结构洞.     

健康冲击、“能力”投资与贫困脆弱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数据,就健康冲击、“能力”投资及其与贫困脆弱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健康冲击会影响个体在消费与能力投资之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当个体受到财富约束、面临冲击致使收入下降时,个体会偏重当期消费,能力投资不足;(2)个体层次的健康冲击对个体或家户的劳动所得产生负向影响,对于低收入者,这种影响则更为严重,而在面对社区层次的冲击时,非劳动所得与劳动所得都将显著下降;(3)负的健康冲击会导致个人生产性支出与健康投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负的冲击严重影响个体财富约束使得个体只能偏重当期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一旦遇到负的健康冲击,很可能落入贫困陷阱.本文主张采取公共政策以促使个体能够向“能力”投资分配更多的资源,减除贫困脆弱性.     

西部农村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返贫为主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的治理已成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利用宁夏农村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对宁夏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支持现状,结果表明,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正规金融对教育、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力度大小依次为: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自然灾害. 因此,提出了重构与宁夏因地制宜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的金融减贫主体架构并重新整合地区减贫金融的增、存量等对策,以期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的脆弱性承受能力并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孕造频率.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 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村410个样本农户的调研分析

引导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业发展对贫困地区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武陵山区特色蔬菜种植村41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会促进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几率较低,政策支持激励了农户的参与行为但降低了农户的参与意愿;家庭人口规模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会促进农户持续参与特色农业项目,而贫困农户和偏远地区农户更倾向于短暂参与,政策支持对农户短暂参与的促进作用比对持续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支持力度和持续性,提升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业项目的预期和意愿;积极引导农户流转土地,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并鼓励农户专业化发展.     

基于灰色关联的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向分析——以2002—2006年农村扶贫资金为例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农村扶贫资金各个部门投向与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联度,以探寻促进贫困地区农户增收的最有效的扶贫资金投向。分析结果显示,对增加贫困地区农户收入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和创收性方面的投资。另外,基本农田建设、人畜饮水工程等利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生计资产体系的评价

基于农户的生计资产体系,以甘肃省西河县XJ村为例,分析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地震灾害发生后,直接受到损害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体现为现实物质的物质资本,因此灾后农户的生活状况明显下降.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贫困农户必须将能够直接用于交换的少量的金融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此时的农户虽然物质资本有所恢复,但由于金融资本的极度匮乏,短期内其贫困程度表现为大幅加深.长期内地震灾害增加了农户走出贫困的难度.     

在转型中走出贫困——对安徽省一个贫困乡镇的个案研究

贫困的根源是积累率为零.通过对安徽省宿松县一个贫困乡镇的个案研究表明,在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农户要走出贫困,应该通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产品的加工转化、耕地的流转和经营方式的转变等四个方面推进结构转型,不断开拓贫困农户的积累来源,在转型中走出贫困.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村庄金融环境与农户信贷约束

本文研究了村庄金融环境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状况的影响.在信贷约束的度量方面,本文区分了生产型信贷约束和生活型信贷约束,并提出了显性信贷约束和隐性信贷约束的概念.本文的研究发现,四大国有银行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显著作用,但只对其中的生产型信贷约束起作用；农村信用社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农信社的村庄信贷员和小组联保贷款政策对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有非常显著的作用；由于机构数量较少,没有形成规模,新型金融机构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没有显著的作用.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农户信贷需求、民间金融与农户增收——基于浙江地区经验实证

在信贷配给与信贷约束下,中国农户信贷需求由于农村金融供需结构性失衡,农户寻求民间金融成为现实环境与制度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浙江地区民间金融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其金融深化程度与农户收入增长正相关,农户通过民间金融突破信贷约束,收入得以提高。农村的金融需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需要构建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和有序probit模型,采用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4个维度7个指标,实证分析了金融排斥、金融投资产品排斥和金融融资产品排斥对家庭多维贫困状态和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排斥较为严重;金融排斥会提高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并加深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而且,农村贫困家庭多维贫困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比城镇贫困家庭更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贫困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受到的影响均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应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加快农户和小微企业之间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不断减少农村贫困家庭金融融资排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支持移动支付应用普及;加大对医疗、教育方面的补贴力度;重视对公民的金融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居民的金融素养。     

中国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结构变迁及根源

对“九五”期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农户经济运行进行比较后发现:目前中国农户经济运行正处在一种徘徊趋势中,而农户家庭经济结构则处在一种微调状态下。农户家庭经济资源利用效率呈恶化趋势。尽管农户的经济行为是严格按照经济理性原则进行的,但受家庭人力资本等积累水平制约,农户经济非农化进展缓慢。为此,政府应当在农村教育上加大投资力度,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更加尊重农民的选择,在非农化发展方向上进一步降低资本门槛。     

社区内"需求的自我供给"式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探讨——以山东省费县大田庄乡改革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水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这种改革主要由政府推动,缺乏与改革直接参与者农户的互动,最为关键的管理制度内部的治理结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因此,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由农户根据自身需求主动提供相应新制度,能较好地解决原有制度中产权不明晰、产权与管理权分离,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实现社区内农田灌溉的适度治理.在改革的具体过程中,应注意农户生产投资的风险程度、村庄中的"精英"作用的发挥等因素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户参与改革的行为,影响改革的效果.     

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高等教育按揭贷款”运行机制设计研究

文章新提出的"高等教育按揭贷款"的本质是将贫困大学生的未来收益用于现期的高等教育投资,即通过银行借款,未来分期付款,以未来收益作为抵押来解决高校贫困大学生的资金困难。核心是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保网络以低成本识别贷款学生的未来收入状况,形成一个全民统一、能够准确地反映国民个人收入基本信息的社会保障网络。能够节约比现行高校学生资助体系高得多的财政资金投入、行政经费、寻租交费、贫困生的识别费用等成本。实现教育公平,使大学生上学摆脱家庭贫困的束缚,使高等教育发展不受制于地方财政困难的约束。     

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性别意识的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男女生受教育年限的差异等方面。传统的观念、传统劳动分工模式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性别模式,贫困也是影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中国贫困农村的农户由于多种生计资本供给不足,而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男孩优先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妇女陷入多元贫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