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简析

《性自命出》篇以“好恶”和“喜怒哀悲之气”为性 ,其实质是以情论性。人性本无善恶之别 ,人之具有善性是圣人教化的结果 ,其中乐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人性要表现出来 ,不仅需要外物的刺激 ,还需要心的主导作用 ,但心的作用要受到身的限制 ,君子应当做到身心如一。与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相比 ,《性自命出》篇是孔子思想更忠实、更全面的继承者     

王夫之“以哀景写乐”之别解

《诗经刈、雅·采薇》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历来被奉为情景交融的千古绝唱,王夫之则以“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予以高度评价,影响深远。其实,王夫之所论,只说对了“以乐景写哀”,而对“以哀景写乐”的评价,则未免有失《诗经》作者之本意。如果说,“杨柳依依’’堪称“以乐景写哀”,具有反衬作用的话,那么,“雨雪霏霏”则是“以哀景写悲”,具有正衬的效果。正反两衬,同抒哀愁,凄恻感人,意境优美,方法灵活,正见功力。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

把“缘情”的文学理论与《庄子》联系起来,这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庄子》要人们绝情去欲。为了达到体道的“至乐”境界,它认为恶、欲、喜、怒、哀、乐等人的情感为“德”之大累,而主张“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心斋”、“坐忘”,以达到一种不动心的“无己”境界。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玩笑,我国“缘情”理论从陆机提出到钟嵘使之成熟,却正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儒家乐教重情论

儒家重视人文教化,既重礼教也重乐教,而乐教凸显人之情.道始于情,情为儒家根本.儒家倡导返情以和其志.乐教之情可以正人心变性情,可以柔化理性,可以娱情养性,陶冶性情,呵护人的生命灵性.通过以人传情、以情染情,儒家乐教重情论的精神可以在当代教育中重现生机.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乐记》与中国古代的乐教

《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中的“乐”,为原始性的“乐”,其内涵是诗、歌、乐、舞、的总称。古代儒家首先重视的不是作为艺术存在的“乐”,而是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必要方面的“乐教”。《乐记》反映了先秦“乐教”的主要特点: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反对侈乐;强调音乐演奏的次类相等,反对僭礼之乐;强调闻乐知德、闻乐知风,推崇古乐、反对新声。古代乐教与礼教密切相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甫诗中的宴饮音乐

杜甫诗中有很多描写宴饮嬉乐的场面,而杜甫描写宴饮时演奏的音乐,多为悲声哀调,常常用"悲管"、"哀丝"、"箫管哀吟"来形容。对这一情况,历来注家及研究者极少注意,也未能给出恰切的解释。其实,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我国古代以悲为美的音乐思想密切相关,而且,初盛唐时期用作宴饮的音乐,即魏晋六朝流行的清商乐,其音调原本就哀怨激越,多是悲音怨曲。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采薇》并非“以哀景写乐”

清代王夫之在《(?)斋诗话》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说,无疑是充满辩证法的艺术理论。然而他截取《采薇》“昔我往矣”四句为之例证,则似有以己意加之古人之弊。试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我们如果不断章取义的话,很容易理解在这浑然一体的八句诗中,“雨雪霏霏”与“行道迟迟,载渴载饥”都是构成“今我来思”的背景,而这背景又显然是“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必要铺垫。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从“声有哀乐”到“声无哀乐”

中国传统乐教思想主要体现为“声有哀乐”和“声无哀乐”两大流派。儒家“声有哀乐”对(礼)乐教化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喜、怒、哀、乐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与自然、刑法、政治、道德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声无哀乐”借鉴了道家思想，强调音乐的审美属性，但没有否认音乐的教化功能，而是通过解释音声的本质，揭示了音乐移风易俗的发生机制。“声无哀乐”推进了“声有哀乐”有关德性教化的论述，实现了传统乐教思想的演进与融合。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古人之“乐”

古人之“乐”樊美筠后人所谓的“音乐教育”，在我国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代，明确的“乐教”意识就已经产生，不过，古人之“乐”与今天人们所说的音乐教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的侧重点，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音乐教育有借鉴和启...     

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乐教思想精华及其对新时代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启示

中华民族独特的乐教传统和系统的乐教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新时代思政课铸魂育人提供丰厚资源。“乐”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借助音乐等艺术手段进行道德教化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育人育德智慧。古人认为“乐”具有化育人心的独特作用，其独特作用在于其所蕴含的真诚的情感，与作为外在的“礼”相互配合，具有重要的培养人格和道德教育的作用。育德育人古今相通，传统乐教追求深入人心、打动人心、化育人心的智慧，能够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实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提供重要启示。     

现代言情小说的文化因素剖析

现代言情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 ,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类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 ,它使得作品投合了广大市民的审美心理。对情的描写与表现投合了中国这个重情国度人民重感情、重家庭、重人伦道德的欣赏心理 ;将“情”表现为“怨”、“哀”、“悲”是和中国人“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及中华民族属含蓄内倾情感型的女性化偏向性格有关 ;这类小说的结构方式———按照故事发展的脉络来结构小说 ,是和中国人的线性思维方式分不开的 ;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才子佳人”的人物形象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善合一 ;从审美旨趣来看 ,言情小说几乎是按照广大中下层市民的欣赏口味进行创作的。     

《远游》“人生之长勤”释

检各家有关《楚辞·远游》的研究著作,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句的“勤”字,少有确诂。王逸《楚辞章句》于“哀”句下仅云:“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兴祖《补注》只曰:“此原忧世之词。”降至后世,若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尽释“哀”句上下文,独“哀”句无释。而王夫之《楚辞通释》则以“斯既生人之大哀矣”释之。近人谭介甫《屆赋新编》号称賅博,于此竟告阙如。疏通“哀”句,关键在于弄清“勤”字的涵义。     

《吕氏春秋》的艺术心理论略

《吕氏春秋》书中论述音乐的部分 ,涉及到艺术心理问题。它以“道”为本体 ,表现在乐的起源 ,乐的本质、规律 ,乐的欣赏 ,美感的共同性、差异性 ,“乐教”的目的和作用等方面 ,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