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业产业化问题的探讨

实现农业产业化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的必由之路。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难以适应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粮食主产区农副产品流通受阻 ,农民收益没有保障 ;农业比较效益低 ,高产穷县问题严重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脱节 ,利益流失严重 ;农业经营分散 ,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快。这些原因都要求发展农业产业化。当前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各级干部和群众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程度、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组织规模和带动能力、相关的法制建设不健全等因素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对策 ,促进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思考——基于沙洲坝档案和口述史的解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根本制度, 其根源在于它能够“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要求、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 这既是对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今后制定和实施农业及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与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正确认识农民及农民意识, 充分尊重和积极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要正确认识农业家庭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农业家庭经济;要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非营利组织及其农业科技服务

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服务,能够弥补该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失灵。其独特优势表现在:积极进取,富于创新;开放灵活,弹性较大;深入农村,贴近农民;成本较低,效率较高。非营利组织参与农业科技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直接满足农民的多方面的需求;作为桥梁与纽带反映和维护农民的利益;监督农业科技服务的生产和提供。     

农业强国建设内涵、现状和政策取向

农业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明确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研究归纳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现状,发现我国农民在此过程中分化成为了城镇定居农民、半工半耕农民、中坚农民和小农户四大群体。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状和农民分化的基本结果,提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政策取向：未来应当以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基本内容,同时注重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保障作用。     

论农业法制与农民利益

依法振兴农业已经成为各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概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法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经验,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农业法制,保障农民利益的具体措施。     

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政策选择

产业融合作为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形态,对农民就业和增收带来深远影响。其机理在于,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了农村资本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农业技术效率提升和生产组织模式创新,不仅提高了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通过构建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农民在参与产业链建设中提高了创富能力、实现了收入增长。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看,反向定制带动了农业产业化模式创新,产业链耦合促进了技术加速扩散,混合经营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激活再造,这些新变量和新变化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形式对农民增收致富带来影响。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整体层次和水平还不高,对农民富裕的促进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跨界配置面临制度性障碍、农村市场存在功能性缺陷、政府有效激励和规制缺位以及基础服务体系不健全。应加快突破制度障碍、健全市场功能、强化利益分配、夯实基础支撑,促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兴农富民带动效应。     

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的启迪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具有重要的启迪：要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生产的不断创新,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闽台农业合作。     

基于社会责任的农业企业投资问题探析

社会责任是企业重要责任之一,农业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责任履行。投资过程中农业企业出现投资风险高、环境污染严重、对内投资不足,以及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益、忽视农产品安全等诸多问题。针对存在问题,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提出采取稳健的财务战略、加大环保和公益投资比例、加大内部投资、企业和政府合力保障农产品安全等对策,促进农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国民经济动员与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情况来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容。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引入国民经济动员理论, 认为:国民经济动员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动员经济资源的主要活动,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且必须落到具体的企业才会有实效;政府以国民经济动员保障的国家安全, 为企业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环境, 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企业理应承担国民经济动员方面的社会责任。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逐渐呈现出“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农户兼业化特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上。利用中国农村历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七五”至“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关系后发现：长期内,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短期内也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且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已有的“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观点,支持了中国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假设。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伦理视角下我国危化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探析

频繁发生的危化品安全事故显示我国危化品企业的安全责任管理亟待加强。基于伦理视角阐释危化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准则,分析危化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主要表现和形成原因,并对危化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相关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刻画,最后从政府、企业、社会中介和员工等四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危化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当前企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以煤炭企业为例

以煤炭企业为例,针对当前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加剧、恶性事故频发、员工利益保护出现盲区等一些严重的社会责任缺失的伦理问题,阐述加强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承担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安全生产、注重人权等社会责任,并提出了解决当前企业伦理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投资机会与农业龙头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成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源于企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机会的存在。农业龙头企业因其行业特性的不同而有着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及“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农业龙头企业有着众多的投资机会,对这些机会的追求使农业龙头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如带动农户、保障食品安全、保护环境、慈善捐赠等,并在承担这些责任的同时获得了企业的发展。     

政策支持对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农户、企业、政府的视角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载体和带动力量。为了扶持农业产业化和扶持农民,中央和地方政府选择了一批又一批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对象,给予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多方面的扶持。在此背景下,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效率评价问题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关注的焦点和政策研究的热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选择农户、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三者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从3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研究政策扶持与江西省农业龙头企业行为绩效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成为青年女性农民:农村女性从事农业的过程与特征

青年女性农民是农村农业发展中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她们如何参与现代农业并重构自身的主体地位,既关系着家庭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关系着农村青年女性的切身利益。本文基于河北省冀县黄村的实地研究指出,在农业转型过程中,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展现出不同于以往农业女性化讨论的独特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使青年女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空间大大扩展,拥有了在父权制之外获取新资源的可能性。青年女性农民从事农业的过程仍然面临生产性和社会性的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对青年女性农民的农业生产困境予以应对,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她们的内在活力与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