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权利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三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宅基地利用中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要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使三权关系得以明晰，应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下确立住房土地成本最小化原则、“三产”土地配置最优化原则和集体土地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分别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制度、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胡锦涛“两个趋向”论断及其政策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趋向”论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是对我党一贯以来的“农业是基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宏观战略走向的思考,更是对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两个趋向”论断从打破平衡发展到回归平衡发展,突出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标志着过去我们“城乡分割”、“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的终结,城乡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新政策的开始。在“两个趋向”论断下的指导下,我党在新时期主要通过落实农村减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理性探微：一个组织的制度分析范式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坚持以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为内核，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主观需要，也有集体和家庭分别作为两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合理性。集体和家庭都体现着长期历史的自然选择，法律的规定只是让原有的非正式制度显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外加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农地制度更易形成有效率的制度结构；集体和家庭在不同时期表征不同的功能，节约不同层次的交易费用，它们均具有较强的适应农地制度变革的能力。深化农地集体所有制改革需契合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序，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配合，增强中国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因素辨析及其政策优化:一个基于L市的案例分析

参合农民的满意度是评价新农合基金绩效的重要指标。对L市2015年592位参合农民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就医过程对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最为显著,其中,农民满意度与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综合费用有很强的相关度;新农合基金管理水平对参合农民满意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制度设计对参合农民满意度影响最小。因此,为优化新农合基金政策绩效、提升参合农民满意度水平,应构建高质量医疗服务供给机制、强化农民主动参与机制、推进新农合政府管理机构能力建设以及对新农合基金绩效开展持续评价。     

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思考——基于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的视角

健全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是有效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基础和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机制,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始终与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甚契合。在解决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问题上,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分别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可以根据现实国情,对林达尔均衡模型和蒂布特模型进行改良,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等措施来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土地征用问题研究评述

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失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土地征用问题置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三维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并沿着土地制度、农民集体利益表达与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三条路径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作者认为，在认识征地问题时，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观点，将以上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注意土地征用中的“程序”正义原则与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土地征用问题的本质。     

马克思与现代公民权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个体只是“一定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也即人的解放迈进的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公民权一方面显示出其历史性的局限，但同时也是一大历史性的进步，是迈向人的解放所无法逾越的、非常关键的台阶，并且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推动人的解放的事业中可以利用的武器。同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下，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权利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与马克思一样关注实质性平等的一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其助长消费主义文化、瓦解社会力量、强化国家权力这一与人的解放相背离的一面。     

农村教育公平问题全面表现的探讨

我国农村教育公平问题由来已久,不仅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公平问题,也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民工子女和农村幼儿等不同特征农村群体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获得相应教育权利、机会和教育资源积累人力资本的限制性,以及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限制性上。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以人为本保障农民工权益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农民工权益被损害现象十分突出,实际上暴露了在该问题上法律失效、政府不作为,未能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最基本的保障原则。本文认为保障农民工权益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民工权益保障应以人为本,并于文末提出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几点对策。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