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的研究

关于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析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程度不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当货币薪酬激励不足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效率观发挥作用;当货币薪酬激励过度时,所有者约束不足,管理层权力过大,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都沦为高管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此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代理观发挥作用。高管激励实践中必须考虑两种激励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盲目限制或一味推崇在职消费。     

货币薪酬结构与在职消费——替代还是互补

经理人显性的货币薪酬具有一定的内在结构，不考虑权益性薪酬，经理人的年薪一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和超额薪酬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拥有不同的效用。基本薪酬是无风险薪酬，与经理人劳动成果无关，提供安全的功能；绩效薪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属于风险薪酬；经理人的自利本能和委托人的有限监管能力形成了超额薪酬，是需要被限制的薪酬。在职消费是指经理人工作中的消费。文章区分经理人薪酬的内在结构，研究其与隐性薪酬在职消费的关系。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采用全样本和小样本两套数据进行检验。全样本数据利用断点回归的思想。假设略微盈利和亏损的公司经理人才能相同，略微盈利公司经理人获得绩效奖金，而略微亏损公司经理人只收获基本薪酬。文章选取ROA亏损和盈利2%以下的样本按照行业、年份和资产规模进行配对，略微亏损样本中高管薪酬低于与之相配对的盈利样本中高管薪酬的薪酬数据，作为高管基本薪酬的代理变量。同时使用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指标，作为绩效薪酬的代理变量。薪酬前三高管的薪酬总额对相应公司特征进行回归后的残差，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另外，根据《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手工收集基本薪酬、绩效/基本薪酬比例以及超额薪酬三个薪酬结构数据，形成150个的小研究样本。通过两套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基本薪酬越低，绩效薪酬比重也越小；在职消费越高，经理人的超额薪酬也越高。基本薪酬、绩效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与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经理人薪酬收益构成复杂，对经理人的投入产出效用也各不相同。当在职消费这种隐形薪酬与货币薪酬体现为安全和激励功能时，二者可以部分替代；当表现为代理性质时，二者重叠，存在互补关系，而且代理成本叠加现象在国企中更加严重。研究结论说明在委托人代理人薪酬博弈条件下，代理人行为具有一致性。对待自利的经理人，改变薪酬模式不能减少其侵占行为。文章从货币薪酬的结构入手，分析其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创新。     

上市公司CEO薪酬与绩效关系研究

上市公司CEO薪酬与公司绩效已经成为金融领域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经理人与公司绩效敏感性并通过实证检验。认为以工资加奖金的报酬方式不能激励经理人员的努力,特别是具有风险偏好的经理人,只有施加风险报酬如期权的引入才能对公司的绩效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CEO主要是以控制权收益作为激励。本文还认为期权激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公司提高价值的较好方式。     

不确定性与监督成本对经理人激励制度的影响

分成制是最为常见的经理人激励制度,通过构建经理人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不确定性和监督成本的增加将会降低分成制对经理人的激励作用.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专业化分工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监督成本的提高,分成制对经理人激励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而基于最终剩余索取权的报酬制度通过先支付股东满意收益后的超额利润对经理人进行激励,改变了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序列,将能够使风险与收益相统一,对经理人实施有效激励.     

经理人报酬与激励 --理论与实务及我国当前实践的探讨

对经理人报酬组合构成、报酬政策制定以及经理人报酬衡量标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通过对于经理人报酬与业绩、企业规模、股东财富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实证研究的回顾,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报酬计划的现状,探讨了经理人员报酬激励方案的设计及其影响因素.     

管理者报酬与公司多元化的实证研究

该文以代理理论为依据探讨了公司多元化经营对管理者报酬的影响。为了避免管理者报酬被低估的问题,文章在管理者货币性报酬的基础上引入在职消费。回归结果表明,尽管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管理者货币性报酬,但却增加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及总报酬;与任期较短的管理者相比,任期较长的管理者从多元化经营中获得的报酬更多。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的假设。研究还发现公司业绩与管理者总报酬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行框架下,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央企高管畸高的在职消费是这一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为研究该问题,选取2012—2014年我国央企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国企红利分配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而且通过降低国企代理成本,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损失厌恶的团队知识共享激励机制研究

考虑代理人具有损失厌恶非理性心理特征,引入分段线性形式损失厌恶效用函数,建立了基于损失厌恶的团队知识共享激励模型,与不考虑损失厌恶的三种情形进行比较,分析了不同的激励效果;采用仿真方法分析基于损失厌恶的激励机制中目标业绩、损失厌恶系数和知识共享重要性系数对双方最优决策和委托人期望效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损失厌恶和委托人惩罚力度是负向激励方式,需同向变化,否则将减弱损失厌恶非理性心理特征的激励作用;损失厌恶激励机制中目标业绩有阈值要求,应设置在相对较低水平;当给定目标业绩时,代理人损失厌恶程度有上限要求,损失厌恶的惩罚激励机制具有优越性和合理性。     

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当前国有公司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国有公司旧的用人制度与新体制改革的努力之间呈现的一种紧张状态,导致国有公司治理机构设置流于形式。改革旧有的人事制度,2013年"十八大"和2015年中央文件提出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为突破口打破国有企业旧的人事任免制度的关键在于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其一,经理人员货币报酬应与公司绩效水平挂钩,使得国有公司在自身经营管理中更加注重预算环节,使其能够以预算评价公司绩效,从而完成对经理人的薪酬激励;其二,激励制度应尽可能多元化,股权激励是减少代理成本的最优方式,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探索一条国有公司的股权激励之路;其三,商业型国有公司与公益型国有公司经理人激励制度不能一概而论,应按不同的类型设计激励制度。     

经理人激励与公司债务水平的选择

以或有要求权模型研究经理人激励对公司债务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经理人以股东的激励程度选择公司债务水平与工作努力程度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在一定条件下,当股东所提供的激励较弱时,充分高的债务水平是经理人向外部投资者作出的他将努力工作的可信承诺,是项目得到融资的充分条件;当该激励较强时,经理人所选择的债务水平低于能够最大化公司价值的数值。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的长期绩效——基于证券市场的研究

该文采用长期事件研究法(BHAR),对我国沪、深两市的1672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收购公司股东在并购后1～3年内遭受了显著的财富损失;混合并购和同行业并购的收购公司股东长期内均遭受了显著的财富损失;收购公司国有股比例对并购后1年内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对收购公司长期绩效无显著影响。     

论代理权争夺的福利效应

代理权争夺是上市公司股东惩罚未能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管理层的最后工具。当持有异议股东与管理者争夺公司代理权时 ,由于市场预期进行代理权争夺的公司可能会被兼并 ,所以股价会上升 ,股价上升也就提高了股东的收益 ,而代理权争夺的失败也就是股东财富的损失 ,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代理权竞争成功率较高的原因。因此 ,股东是代理权冲突的实际收益者     

建筑企业经理人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建筑企业经理人在公司运营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薪酬的高低对其在公司治理中职能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提出了影响我国上市建筑企业经理人报酬的七个假设因素：企业业绩、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地区、国有股比例、经理人年龄、学历、两职兼任,并对七个假设因素与经理人报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业绩、企业所在地区、经理人年龄、两职兼任与经理人报酬成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比例与经理人报酬成负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经理人学历与经理人报酬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种植业及产品加工业类上市公司经济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来自28家农业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分析

种植业及产品加工业类上市公司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剖析种植业及产品加工业类上市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出发,以28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基础.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得出,其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周转率、税收补贴对公司的经济绩效影响最为显著,负责水平对股东收益影响十分显著,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经济绩效成负相关.因此,提出农业上市公司应加强公司管理,增强创新能力,同时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等政策建议.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西部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为探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已有文献和理论阐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利用西部上市公司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认为：西部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控股比例和CR5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存在能使公司绩效达到最高的最优股权集中度;从股权结构来看,西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能否获得提升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前五大股东控股比例尽可能地接近最优值。     

股票期权制度下的经理行为分析

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的实质是给予经理人较低的即期货币收入 ,同时赋予较高的未来预期收益 ,使他们处于一定的不确定环境中 ,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种制度还能鼓励经理人对创新项目的投资倾向 ,更多地关注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问题研究——以经济伦理学为视角

我国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这会对公司经营业绩、治理机制以及社会经济事业产生负面影响.控股股东义利观的倒置会造成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及公司治理机制的恶化,管理机构义利观模糊状态下的监管失位则会导致资本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及公众利益受损,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价值理念的冲突是内生原因,而政府习惯性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则是外生原因.只有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股东及政府经济伦理意识并完善以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管制度为代表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变股权融资偏好状况,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

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基于此,以任职地点为切入点,采用中国资本市场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期间5489个观察数据,实证考察本地独立董事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本地独立董事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且政治关联弱化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则增强了本地独立董事的抑制功能。进一步考察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在本地独立董事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补贴较高的国有企业,应重视对本地独立董事的聘任,充分发挥其监督功能,进而有效约束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政治关联的可能负面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动机对费用粘性影响研究

以我国2001-2012年持续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经理人最优决策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两种不同动机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最优决策动机会导致较高的费用粘性水平;具有保盈动机的样本公司,费用的对称性表现得更明显;而具有新股发行动机的公司,费用表现出反粘性的特征。上述研究厘清了不同经理人动机对费用习性的影响路径,为企业通过费用比率进行经理人绩效考核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