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试析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兼评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当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学"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理论事实,李明辉的新著《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可被看作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存在和延续的又一佐证。但是,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抽象观念的排列组合的结果,是以对"现实"的思想过滤或者将"现实"排除在其视野之外为前提和特征的。反过来,这也决定了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面对"现实"的维度和内在理论能力,换言之,在"儒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观念性嫁接和融通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考尚未开始。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围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其实隐存着一条儒家化倾向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到钟良相的"濮院仁政",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不仅是一条世俗化道路,也是一条理性的、良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儒家民族观思想基础探源

本文以儒家民族观为切入点,展开对传统民族观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学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儒家民族观也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以及儒家"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不仅为儒家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儒家民族观得以世代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儒家“修齐治平”纲领的现代辨析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

"修齐治平"纲领是理解儒家治国理念的关键,它反映出儒家文明对政治的特定认知。这一认知不仅把"国"看成是放大的"家",而且也把实现善治之希望建立在统治者的人格与修养之上。儒家政纲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功能,但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局限。儒家政纲在塑造出具有担当精神的治理精英和社会文化网络方面具备着人类成功文明的共性,是今日中国在改善政治生态和提升治理艺术方面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可以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自身传统中那些具有成功人类文明共性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二是自身传统中那些更适合我们国情、政情、民情的地方性文化资源,包括相应的制度资源也值得我们创造性转化。     

王统教统关系视野中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论陆贾对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设计

陆贾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提出了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将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统一于"王道"理想的政治战略设计。考察汉初的政治文化情势以及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陆贾政治战略设计的价值,更好地把握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儒家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

中庸、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哲学范畴,集中体现儒家的世界观,更体现儒家的人生观、政治、伦理观.中庸的精义在执中、时中,体现儒家的最高哲学智慧;中庸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是儒家追求的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目标.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儒家中庸中和思想有多方面的现代意义.     

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纲要——共识视域中政治价值与政治措施的有机融合

先秦诸子在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层面存在的"政治共识",为韩非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正义性.相对于儒家突出强调相关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理想主义而言,韩非子更倾向于关注如何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将政治正义贯彻落实,韩非子政治思想的现实主义品格由此得以凸显.     

从汤义仍到钱牧斋——一种“诗道”理想的确立

汤义仍与钱牧斋的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牧斋"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儒家学术体系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见贤思齐 惺惺相惜——略谈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

诸葛亮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理学出身的政治家李光地对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军事和人才等思想尊崇有加。在李光地看来,诸葛亮"八面打开,光明洞达",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政治上,诸葛亮具有"王佐之才,而明于治";军事上,诸葛亮是"以仁为胜"、"恩信服人"治军的楷模;李光地还对诸葛亮"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之术十分赞赏。透视李光地对诸葛亮的评注,可以看出李光地"见贤思齐"、"惺惺相惜"的情感是他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理想的表现。     

简论封建与周代礼治

封建是周代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 ,也是先秦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宗法的“亲亲”精神不同 ,封建把政治等级建立在血缘与类血缘的基础之上 ,视政治关系高于亲情关系 ,其内在精神是“尊尊”。秦汉以后 ,封建虽逐步被郡县取代 ,但其内在精神并未消失     

从内圣外王看儒家理想人格的两种类型及其衍变

从内圣外王的视域看，先秦儒家包含主体的自我创造的理想人格和主观的自我认同的理想人格两种类型，即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内圣外王。汉代儒家把主体的自我创造局限于纲常名教之内，对于主观的自我认同的道德修养也持戒备态度。宋明新儒家在理想人格上呈现出由主体的自我创造向主观的自我认同转变的趋势，并进一步强化内在德性及其超越依据。现代新儒家重视内圣外王，在理想人格的论述上受时代影响表现出推崇主体的自我创造的倾向。确立个体的独立地位，主体的创造与主观的认同相互为用，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现代转化的必然路径。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