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中的龙文化

印度佛教出现“龙”的观念应源于中国龙崇拜的传播,印度人对其进行了再创造,而在再创造之前的龙形物种便是那伽.印度传统的那伽融合中国龙崇拜的思想形成了印度佛教龙的典型形象:地位始终在金翅鸟以下,具有世俗的人性,并且经受“三苦”、“四类”划分以及“五法”被迫显龙身的情况.     

龙王堂的奥运往事

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西南端,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古建。它被称作龙王堂,也就是供奉龙王的庙宇。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它还被作为奥运村村长办公室使用,用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来表达人文奥运的中国精神。     

从元杂剧看龙王形象的演化特征

现存元杂剧作品中集中描写龙王形象的并不多,仅见于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其中,作为一水之主的龙神——龙王形象主要以父亲角色出现,二剧共同表现了龙王在儿女婚事上的软弱与无奈,而这样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王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典中地位低下的龙王故事的影响,并在其流播过程中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互相影响、渗透,最终中国化、人格化的结果。     

海龙王信仰与舟山渔民的双重心理

东海龙王信仰是舟山渔民三大信仰之一。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诸大龙王和道教龙王杂说而成,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独立的龙文化体系。舟山渔民对龙王既有信仰崇敬,又有蔑视、轻慢的双重心理。     

“龙型经济”兴龙乡──记文登市

大概这方水土是传说“秃尾巴李龙王”故乡的缘故,世代文登人对龙情有独钟。每年的古历六月初八,昆嵛大地家家户户蒸馍馍,迎接李龙王回乡祭母;回龙山、抱龙河、龙山路、双龙桥、云龙绣,随处可见以龙命名的山、水、路、桥以及商品,无不体现了龙乡人对龙的虔诚。龙山龙水龙家乡,孕育了文登人翻江倒海的“龙势”和进取向上的“龙神”。改革开放,文登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如蛟龙腾飞、扶摇直上。特别是建市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0.6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2倍,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4.47亿元,综合经济…     

一种未被名家认可的辞格—倒文

小时候听大人讲过一个叫《乌龟改名》的故事,说的是乌龟不满意自己的名字,请龙王为它改名字的事,龙王见它劳苦功高,赐它一个叫“海中王”的名字。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讲故事的人说:“你们把‘海中王’倒念一下会更有意思。”这时,听故事的人才恍然大悟:“海中王”倒念不是“王中海”吗?原来,听故事的人中有个叫“王中海”的。小时候觉得这个故事有趣,于是,就“海中王”——“王中海”式地模拟起来,殊不知,这种依样画葫芦式的模仿,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地学习一种尚未被名家认可的辞格——倒文。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龙崇拜与熊崇拜及熊崇拜被替代的原因

熊崇拜是原始狩猎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崇拜,在原始文明社会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熊崇拜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口数量的增长,人类开始由狩猎社会转型至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与雨水关系密切,在这个背景下龙被人类认为是雨神的化身,随着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结合,狩猎社会广泛存在的熊崇拜逐渐被农业社会的龙崇拜所替代。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清江“向王”辨

“向王”,也叫“向王天子”,是鄂西清江流域(包括湘西桑植,大庸等地)土家地区人们曾经世代崇拜的偶像。在这些地方,过去有专门祭祀“向王”的节日。巫师、道士有专门祭祀“向王”的祈祷仪式。山川溪河多以“向王”命名。还有无数专门祭祀“向王”的庙宇。由此可见,“向王”,在这一带的原始崇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向王”者究为何人,历来说法不同。有的说是汉景帝驸马;有的说是蛮王向宝胜;有的说是廪君巴务相。为有助于鄂西土家族历史的研究和探索,本文拟据所见的有关资料及实际地调查,对上述各说,略谈管见。     

静功、气功与密宗

佛教,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又有大乘与小乘之分。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印度婆罗门教的部分教义相结合便形成了密教。它主要宣扬“三密相应”、“即身成佛”。这一佛教派别,产生于印度后期佛教之中。公元八至十一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结合,逐渐形成西藏密教的传统,称为“藏密”。传到日本,成立真言宗,称为“东密”(台密)。与“密教”相对,佛教对密教以外的各派别统称为“显教”。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显”、“密”两系。也就是“喇嘛教”的两系。     

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几则史实的考辨——与韩长耕先生商榷

有幸从《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看到韩长耕先生《佛教传入中国论考》(以下简称《论考》),颇受启发。拜读之余,觉得有关中亚和印度的一些基本史实难于苟同,特作考辨。(-)关于月氏贵霜立国和向西北印度扩张的年代问题《论考》说:“大夏国在弥兰王死后的第十七年亡于月氏(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大月氏势力正式伸入西北印度,”“月氏王印最久,前后共达四百一十一年(公元前93—公元后319)”。《论考》肯定,大月氏人侵入印度西北,征服印度各小国是在公元前93年,而由此推论,月氏贵霜国的建立当然就应远在公元前93年以前了。这与史实不合。     

由狂放的“天狗”到寂寥的“雨巷”──论20年代中国新诗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嬗变

由狂放的“天狗”到寂寥的“雨巷”──论２０年代中国新诗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嬗变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比起其他文体门类来，它的潮起潮落是最具有规律性的，而且与现代社会的时代节拍的律动最为和谐。五四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     

周家寨汉简日书《五龙》研究

周家寨汉简日书《五龙》所见文字内容系改编自一幅“五龙”图像。根据《五龙》罗列干支与龙身体部位的对应规律,可复原出“五龙”图像。由复原所得龙图形象,继而可确认《五龙》所见龙身体部位各词的确切含义。     

“聚德”集来金满仓——记镇江金聚德烤鸭大酒楼有限公司父女老总

“我是百万富翁, 您说中国怎么样?” “政府对你好不好?中国现在怎么样?” “我是百万富翁,您说中国怎么样?” 这是镇江市金聚德烤鸭大酒楼有限公司董事长鄂锦昆与其妻兄、美籍华人王少岚的对话。对话中不仅透着海外同胞对祖籍国与故乡亲人的关切之情,也反映了国内侨眷事业有成的自信与自豪。 王少岚原是国民党老人,去台湾后移居美国,曾任住地市华人协会副会长。一度对中国大陆情况不太了解,90年代回中国探亲,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变化,更加相信鄂锦昆的介     

华夏天竺 兼爱尚同--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

本文是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和我校郁龙余教授为《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一书以“对话”方式所作的卷首语。季先生虽已94高龄,而且住院疗养,但仍思维敏捷,笔耕不止,每日可写2000字。在这篇《对话》中,他重申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还提出了许多新的真知灼见。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当代思想学术重镇的堂正和深厚。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全文刊出,以飨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