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优先发展：“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实践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小城镇和城市为载体的两个建设阶段。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农民过的仍是“农民式”生活,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解决进城农民民生问题的压力。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压力巨大,以至于一些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至今仍不能充分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优先发展县城民生事业,不仅可以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还可以凭借县城“城尾乡首”的区位优势,吸纳更多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工到县城居住、生活和就业,进而在新起点上推进城镇化既好又快地发展。     

探究农村自然小班化教学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部分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户进城定居，同时农村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子女也随他们进城就读。如今农村学校生源流失已是普遍现象，我就此现象分析一下几点：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农本"原则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偏离“以农为本”有关。城镇化道路坚持“以农为本”原则, 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准则。城镇化道路要以农民利益为基本标准,以城乡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方针,以城乡融合为基本目标。     

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大战略和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而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进城问题.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发动和组织农民.国家农村公共支出的重点应在有利于农民转移的新城镇建设和职业教育等方面.     

中国进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民进城心态调查分析

本文在浙江省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农民进城心态"的问卷抽样调查,回答了农民想不想进城、为什么想进城、为什么不想进城、想进什么样的城、想进为什么还没进城、城市对农民进城有哪些外推力、农民如何看待农村生活、农民如何看待户籍制度、农民对进城有哪些要求等十大方面的问题,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对有关市县的典型调查情况提出了引导农民进城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提高农民的收入 ,通过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以减少农民数量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最有效的途径。解决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而城镇化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解决农村问题实质是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向城镇转变。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加快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农民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范畴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范畴 ,体现我国向现代化转变的过渡性特色。“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产生“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特殊条件下 ,“农民工”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生力军。但是 ,“农民工”所面对的歧视性待遇 ,又会制约着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影响及其应对

城镇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带来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主体、权能内容、行使方式、实现目的等多方面的变化。为因应这一变化,应当在现阶段实行集体成员不因其进城落户而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和进城落户集体成员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政策,但从最终实现进城落户集体成员的城镇化考虑,也应适时建立市民化集体成员资格的强制退出机制;应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农民集体成员权行使机制及其委托代理机制;应当正确处理土地三项改革中村组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应当在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中将管理权能的行使转向经营管理为主。     

农民市民化背景下青海解决就业压力的路径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现象,就业是解决农牧民进城后生计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宏观上考察了青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及其特点,分析了农牧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所面临的困境与原因,以农民市民化为大背景,提出了青海解决农牧区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论近代中国农民进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本文以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揭示农民工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影响的某些侧面。认为农民进城有着多方面的正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提供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行为等越来越远离传统而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民工“回流”把城市文明输入农村,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鲜空气;家族散之四方,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但农民进城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搞好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职业农民素质,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根本和关键。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于职业农民具有进城与留村两个去向,职业农民教育具有二重性特征,因此,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应该包括对进城农民的职业教育和留村农民的职业教育双重任务。其中,进城职业农民教育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构筑教育体系:教育观念的创新、教育资金的投入、教育平台的建设、教育内容的设置和教育管理的强化;而留村职业农民的培育则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农业协会和农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和立法力度、提高各级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     

新型城镇化的含义及发展路径

城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未来更长远的时期内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新型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市场城镇化、文明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城镇化等,其中核心和关键的是人的城镇化,即要解决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问题,真正使农民变为市民,并享受市民所享受的福利及诸多的公共服务。     

对我国城镇化战略定位的深层思考

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从我国国情出发,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又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统统转移到大中城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小城镇,由于进城门槛较低,适合绝大多数农民的承受力。如果只发展大中城市,不发展小城镇,不仅大中城市的发展将失去坚实的农村基础,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将很难转化为市民。     

漂隔型农民工三栖模式研究——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漂隔型农民工常年在城市打工,却在县城买房,农村依然保有田地的"城市·城镇·农村"三栖模式,突破了原有"城市·农村"的两栖维度。三栖模式的优势在于:农民工具有在县城买房的现实可行性,能保留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县城具有一定的城乡结合优势。三栖模式的缺陷表现为: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县城缺少产业结构的支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三栖模式为促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契机,城镇化道路需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人的现代化。     

广东发展中市县要加快农村的企业化进程

广东发展中市县特别是贫困县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重点或最大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这是发展中市县需要回答好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当今广东发展中市县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重点或说关键在于:加快农村的企业主体化进程,改变农户主体状态,让企业唱主角,实现农业企业化、农民职工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深化对农村城镇化认识十题

本文认为,对城镇化需要深化认识。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起点之一,打开了农民自由进城的大门。过往中国城镇化是残缺不全的,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城乡社会要素双向良性互动。城镇化不是简单的拉动GDP,而是为了人们过更高品质的生活;不仅实现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融入城镇,而且农村人口能够享受城镇化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是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体系,不同的动力推进从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城镇化是一个包括人、地、财、治、路在内的系统工程,也是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之一。     

社会网络变迁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构建研究--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

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以网络结构观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为理论关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变迁，主要是由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和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共同构成。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网络的作用形式突破了以提供人情为主的方式，有效地加强了信息的传递作用。而有效拓展和推动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变迁，增加其在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将有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助推中国的城镇化。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