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利的刑法保护——以言论自由为例的解读

言论自由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必须实现刑法保护,刑法对宪法权利的保护存在直接保护与通过限制宪法权利滥用而进行间接保护两种方式。从以言论自由为例,对宪法权利如何实现刑法保护进行的解读中,可以得出结论:权利保护,乃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     

论宪政背景下的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制度

财产权是公民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刑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宪政背景下的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制度应遵循宪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我国刑法对公民财产权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存在诸多与宪法不相吻合的规定,有必要予以调整,并通过构建违宪审查制度最终实现刑法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与宪法的契合。     

双重主义视野下我国军事刑法的独立必要性研究

军事刑法属于特别刑法,其与普通刑法的界限长期以来有军事犯主义、军人犯主义、并重主义和双重主义之争。立足于我国的军事法传统、宪法体制和刑法机能发挥的需要,我国宜采取双重主义的立场,将军事犯罪限制在军人实施的违背军事职责、侵犯军事利益的犯罪范围内。目前,我国军事刑法是与普通刑法合编在一部统一刑法典之中。然而,这种合编模式既不利于厘清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也不利于军事法益的保障和军人权益的保护,忽视了军事活动的极端特殊性对军事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影响。未来我国如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治体系,应当以独立化的模式构建双重主义限制下的军事刑法典。     

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控制——基于比较法视角的分析

从宪法学角度来判断刑法规范的明确性是立体刑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比较法的研究,根据一般刑法理论,阐析法律明确性原则是刑法规范的形式正当性标准之一;从立体刑法学的立场来看,该原则也是宪法上衡量刑法合宪性的重要基准.在不同法律体系中,刑法明确性原则有其各自的理论和制度背景,通过对刑法明确性原则的宪法规范依据和适用的步骤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法律技术和原理,以期为构建中国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提供镜鉴;运用交叉运用宪法和刑法的解释学原理,可以在宪法理论上证成刑法的明确性原则,并对该原则在刑法领域的落实提供宪法理论基础.     

保护人权——刑法的终极目的

刑法目的具有独立的理论研究价值.刑法学界对刑法目的的理论分歧表明"刑法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对于刑法目的的正确阐明,只有站在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宪法基本价值的高度,只有从刑法的特殊性入手,只有依据宪法和刑法的具体规定,才能具体而深入地得以揭示.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是制定和适用刑法的唯一目的.     

刑法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及矫治对策研究

刑法中的所有制歧视规定背离了宪法精神,违背了刑法基本原则,其对经济主体的非平等对待制约了刑法功能的发挥,影响到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助推经济发展,增进刑法的科学性和平等性,有必要确立恪守宪法规定、遵循经济犯罪立法规律、严格贯彻刑法基本原则的应然理论,在对刑法立法和犯罪现实表现深刻省察的基础上,从理念到制度系统性地建构经济主体平等保护的体系。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 ——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论刑法的宪法性界限

纵观当今世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早已深入人心,并通过以辅助原则为代表的一系列宪法性界限得到确认。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情况不容乐观：宪法实践的缺失和人权保障的迟滞,导致中国刑法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宪法性界限,这不符合法治进步的要求。本文首先介绍了相对先进的美国刑法的宪法性界限,之后就中国刑法应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性界限的必要性和途径进行了论述。     

试论公民的平等权

公民离不开平等权,平等权是宪法与宪政的重要内容。平等权应是公民的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宪法原则或者法制原则。本文对平等权的宪法渊源、含义及其与宪法基本人权、法治原则和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效力范围等进行了探析。     

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是通过限制立法权来保障人权的立宪技术,它不同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规范、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规范和基本权利的修宪限制规范。各国宪法设置宪法保留较多的是生命权、拒绝人体试验的权利、新闻出版自由、财产权、刑事被告人权利等。其价值诉求在于权利神圣、权利先在、宪政民主以及宪法是法。宪法保留作为一种事前保障,比单纯法律保留和加重法律保留更有利于人权保障,但它只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开端。     

服公职权限制的法律分析—— 以《公务员法》第26条第1款为切入点

《公务员法》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担任公职的权利进行了限制。首先，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与宪法保障公民参政权与平等权的精神冲突。其次，这种限制使服公职权与被选举权的权利主体在范围上出现不一致。最后，这种限制抵消了刑法附加刑中“剥夺政治权利”的实质功能。因此本文建议将第26条第1款改为“依据刑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使是否限制“服公职权”不再简单地以“受过刑事处罚”为依据进行抽象性评价，而由法院和法官在个案中具体判断。     

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

我国刑法的目的仅仅是保护法益，还是包括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运用一般的刑法解释方法难以作出解答。刑法目的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有其必要性。根据合宪性解释，我国刑法的目的包括保护法益和惩罚犯罪以维持社会秩序两个方面，而且后者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这不符合刑法以及宪法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根据宪政的精神、价值对宪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使之顺应注重保护法益以及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刑事法治的时代潮流。     

论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其修改应有所限制。对宪法内容修改的限制是修宪限制之一，世界各国的宪法典明文规定了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次修宪也呈现出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修改的限制。借鉴他国对宪法内容修改界限规定的立宪经验，以完善我国的修宪制度。     

论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

宪法修改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对其修改应有所限制.对宪法内容修改的限制是修宪限制之一,世界各国的宪法典明文规定了宪法内容修改的界限,我国宪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历次修宪也呈现出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修改的限制.借鉴他国对宪法内容修改界限规定的立宪经验,以完善我国的修宪制度.     

说说宪法

<正>什么是宪法?宪法是对国家最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我国,宪法通常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和职权等内容。宪法与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的问题,它好比是国家的骨骼支架,有了它,国家才能以一个良好的姿态站立起来。而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是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好比是国家的肌肉,肌肉越丰满,国家就越有序、越有活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有最高权威性,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也比其他法律更加严格。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之界限研究

在《网络安全法》加大侵犯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两高最新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充刑法第253条之一构成要件的背景下,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问题、刑法自身的边界问题变得非常突出,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的认定。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不仅遭遇行政处罚和刑罚的界限分歧,还遭遇第253条之一构成要件要素自身的界限分歧,主要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扩大使其边界范围模糊不清;"国家有关规定"的虚置化与冲突性导致其难以发挥罪状的限定作用;"人肉搜索"型侵害行为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非法收集"型侵害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本身跨越了宪法、行政法与刑法等法律部门的界限,其界限分歧问题实际上是刑法与宪法、刑法与行政法的界限问题,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和行政法秩序、全面搭建个人信息保护的伦理秩序和规则体系可解决该问题。     

论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等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刑法宪法化的程度还不够完善,人权保障在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老百姓对刑法的认知还不够准确,死刑条款较多,等。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应当运用宪法保证刑法的实施,对刑法的理解应当进一步地升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建立一套和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保安处分制度等。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一种历史维度上的观照

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分析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命题,需要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地展开。现代民主社会主权在民以及代议制之宪法思想,赋予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立法之主体资格。市民社会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治国家的刑权力,判断行为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和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其价值判断主体——社会主文化群依据其利益欲求进行衡量的结果。法律本位的历史变迁要求实现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的转变;刑法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性决定刑罚的内缩性而非扩张性。适中的犯罪圈与刑罚是人类社会宽容精神在刑事法领域之具体化。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的明确性和内容的适当性确保刑法实体内容的合理性。这些要素缺一不可地成为刑法立法正当性的基本元素。     

《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之分析

在我国,对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法,其《宪法》依据可能只是《宪法》的一、二个条文,《宪法》的任一条文并不是针对任何的部门法都无条件地适用。《草案》的《宪法》依据主要是《宪法》第15条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定,此外还有第13条关于收入储蓄等合法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宪法》第12条主要是《刑法》上惩治侵犯(公共)财产罪的《宪法》依据。《草案》对不同性质所有权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但也有例外,这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规定。《宪法》第12条和15条之间不存在抵牾。《草案》和《刑法》各有其性质和方法,亦各有其《宪法》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合宪。《草案》细化和完善了《宪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草案》不违宪。     

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限制基本权利不仅必然也是必须,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是对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实施具体的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规则予以制约相应的国家行为。除此三原则外,限制基本权利还应包括宪法保留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和救济原则等。但宪法保留原则在目前中国不切实际,利益衡量原则可以成为比例原则中的内容,救济原则在时下我国更多是部门法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