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与义诗的风雅精神

风雅精神，是指《诗经》表现出来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优秀传统。陈与义南渡后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的积极关注国运、关注现实，和积极报国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相对而言，其前期的诗歌这种精神就比较弱。因此，风雅精神是其南渡后诗歌思想内容上显著的特点和亮点，也是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变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     

哈尼族诗人哥布诗歌的文化内涵

哥布是一位用汉文和哈尼文双语创作的哈尼族青年诗人。他的诗作饱含着今日诗坛所匮乏的那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他将诗歌的视点向内集中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以“一位在大地上歌唱的孩子”的真诚唤起人们的感动。摆脱了“朦胧诗”的话语权力，摆脱了大范围文化强加的思维习惯和感觉习惯，哥布诗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质朴、纯净、真诚的世界。     

诗意地栖居——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

人生如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对当下种种不堪而生出的苍凉感叹，喻指主体的一种精神客居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规约着张炜、莫言、萧红、张承志等现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小说叙事形态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客居者“回家”的意向。基于言说主体自身的差异，其笔下大致呈现出三种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那便是回到大地、回到童年、回到心灵。     

反刍人生——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童心”救赎

华兹华斯留给后人的佳作除了歌颂自然的诗歌之外,还存在着大量歌颂儿童,或是满怀童趣的诗歌。他对儿童、童年时代有着独特的看法及情感,无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儿童的推崇,都体现出他强烈的“回归”或者“逆流”意识。他用诗歌表达“童心”,实现对人生的“反刍”。他在凝思中获取诗意的欢情,在灵视（vision）中解读大地上的悲情,而“童心”始终影响并参与了这些过程。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对儿童或“童心”的推崇旨在强调保持人的天性中能与山川大地共栖的灵动活力,且追求盎然生趣的幸福人生,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     

审美快感--浅析纳波科夫的小说《洛丽塔》

纳波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所体现的美学思想是尼采美学思想的延伸和实践。按照尼采的理论,日神执着人生,而酒神出鬼没则揭开面纱,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更具形而上学的性质,且更具悲剧色彩。纳波科夫笔下的亨伯特,正是实践日神状态和酒神状态的“一位艺术家”。《洛丽塔》的叙述语言有一种明显趋向:实在《情欲》——超实在(超情欲)。这种充满诗歌意象的语言,饱蘸审美体验的情绪和意绪,成为一种新现实被读者所接受,这便是们《洛丽塔》语言所创造的现实。     

诵读吟咏——自主感悟——谈诗歌的课堂教学

诗歌鉴赏是高考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之一，学生对诗歌的学习还处于“老师一讲就懂，自己去读就不明白”的状态，对诗歌鉴赏题总是没有办法，因此，高考诗歌鉴赏成为复习的难点之一。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对诗歌的品读鉴赏能力，不是靠老师“讲”出来的，而是靠学生“悟”出来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平时诗歌的课堂教学密切相关。因此，要克服这一难题，必须从根本上对过去诗歌教学的“满堂灌”作出修正，给学生创设一种轻松，自主，充满兴趣的诗歌教学课堂。     

先锋性在于对当下生命的担当——论赵思运的先锋诗歌

赵思运的诗歌常常以日常化、生活化的细节提示人们看到生存背后的疼痛,在他平淡、怪谲的叙事背后是一个痛苦尖叫的灵魂。他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现象与实际存在中来,并且与“人的生命”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这种诗歌追求的是一种高级的生命状态,代表了人挣扎和升华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其中蕴涵的精神的深度和心灵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先锋性的精神品质。这种诗歌可能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囚禁的鸟要歌唱－－玛亚·安吉罗与“生活的一课”

“生活的第一课”选自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玛亚·安吉罗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囚禁的鸟为何要歌唱》。主人公弗劳尔斯太太是黑人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她的生动的一课为“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视角，对“我”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影响。     

舒婷诗歌的精神特质探究*

舒婷是“朦胧诗”人中一位非常用心的诗人。她将诗歌的整体生存用灵动的个体生命去展现,将历史生存状态 用灵性的青春诗意去再现。这种精神特质,不仅是舒婷诗歌价值的体现,更是当下诗歌创作迷途中的宝贵资源。     

曹魏乐府歌诗思想内容探析

曹魏时期的乐府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它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并注入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世热情。这些诗歌的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二是抒发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志；三是表达生命有限的焦虑和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四是抒发感世伤己的不平之气。     

诗意地栖居--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

人生如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对当下种种不堪而生出的苍凉感叹,喻指主体的一种精神客居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规约着张炜、莫言、萧红、张承志等现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小说叙事形态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客居者“回家”的意向。基于言说主体自身的差异,其笔下大致呈现出三种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那便是回到大地、回到童年、回到心灵。     

由“诗”到“歌”——论延安歌唱媒介转换对“新诗大众化”的推进

延安歌唱通过文字媒介向口头媒介的转换，激活诗歌发展本身内蕴的“歌唱性”,打破了“诗乐分途”的理论束缚，推进了新诗大众化的实践进程；它遵循了工农大众在劳动中“一呼一吸”的生理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身体节奏，紧紧贴近大众的物质生产、日常生活与情感逻辑，使得“诗歌”终于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由于转换为口头媒介，延安歌唱反而巧妙地解决了唱词中书面语与口语的纠结、普通话与方言的缠绕，生产出一种源自民间、能够交还民间并被大众真正接纳的抒情话语方式。     

歌唱中的"Legato"

歌唱中的“Legato”是指歌唱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要保持声音的连贯与流动。这是对歌唱声音的一种审美要求。本文从气息的支持、喉头的稳定以及咬吐字三个方面阐述了它们同歌唱中的“Legato”的关系。“Legato”既是歌唱技术娴熟的表现 ,也是音乐修养的体现     

“词语的距离”--关于冯娜诗歌的几种解读方式

诗歌在今天能够给诗者和读者带来精神抚慰？！这是我接触冯娜诗歌最初的感受。在一篇名为《抚慰之一种》的“答谢辞”中，冯娜提到了自己的成长史，提到了冬季北半球星空最容易辨别的猎户座，还有“所有这一切，遥远的星辰、永不能被囚禁的自由和信念、写出的诗歌、陌生人的信赖、令人厌烦又甜蜜的婚宴、意外的奖赏……”，在冯娜看来，“都是抚慰之一种。”①也许，这些感受在其他一些读者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对于自幼就对星空感兴趣且常常用铅笔在演算本上画下简单四季星图的人来说，冯娜的感受可谓引起了多年前就湮没心底的记忆及图景。面对狮子座、天琴座、仙女座、猎户座的四季更替以及终年可见的淡淡银河，我们会用怎样的词语去形容与星辉接触时的感受？也许，只有诗人和那些永葆真心、不失自然的人，才会在意这种恩赐及领受。为此，我愿意以“词语的距离”作为解读冯娜诗歌复杂性和多义性的一条线索。在此过程中，“词语的距离”既是一种诗的表达方式，又是一种诗的构成方式。     

泥香的大地——彭燕郊诗歌“大地”意象探析

彭燕郊诗歌创作从整体上体现出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和艺术上的精彩纷呈.他总是在追求不断开拓新的诗歌表现领域,总是在探索新的艺术可能,他对传统诗歌意象的继承、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文章从文本出发,试图对他诗歌的“大地”意象进行梳理.全文从思想内容上把他诗歌的“大地”意象归为三类：赞美、歌颂大地或大地上的人与物;感叹大地上的人与事;抒发其他情怀.文章用大量文本实例予以探析.     

朝鲜汉文学家丁若镛汉诗的民本思想—以批判“三政”歌为中心

朝鲜李朝诗人丁若镛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主张爱民、养民、治民。在诗歌中，他客观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了“三政”害民的罪恶，提出了革除弊政、以仁政牧民的措施。这些批判“三政”制度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其广泛、深刻且相对彻底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是其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体现。     

’94～’95小说新思潮：共时性亲身经历

’９４～’９５中国小说的新思潮是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反拨，倡导表现亲身经历的现实，以强烈而亲切的主观感受浸染现实。这种思潮的审美价值取向表现为：求“新”─—摈弃先前对形式的崇拜，关注正在发生着的生存现实；叙述主体的主观化与叙述客体的客观化；亲历性中显著的感性倾向；与法国“新小说”派有相似点；日常口语的状态之流。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囚禁的鸟要歌唱——玛亚·安吉罗与“生活的一课”

“生活的一课”选自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玛亚·安吉罗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囚禁的鸟为何要歌唱》。主人公弗劳尔斯太太是黑人女性的杰出代表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的生动的一课为“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视角 ,对“我”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影响。     

贞观时期宫廷诗风的新变

从南朝梁代开始,宫廷成为诗歌的创作中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初唐。本文认为：贞观时期宫廷诗风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诗歌意境的拓展,表现出对“大”的事物的普遍兴趣;其次,诗歌中体现了南朝宫廷诗所缺少的强烈个性色彩;第三,不少大臣开始自觉地用诗歌来干预政治。这些变化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