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

在贵州的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 ,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接轨的当首推“黔中三宝” ,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 ,它们至今不仅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 ,而且能够为具有高文化含量的新型人文经济开辟广阔的前景。因此 ,寻找、抢救、保护、整理、开发、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建立良好的开发和研究环境 ,是贵州经济与文化大开发和大发展的应有之义。     

地域文化与文化区域的文化研究 ——“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问题

重视"黔中文化研究"的科学价值取向维度,符合学术规范正确阐释与之相关的"地域文化"、"文化区域"与"文化研究"三个核心概念内涵,并科学应用于"黔中文化研究"的学术实践,可持续推进"黔中文化研究",为渝东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贵州瑶族绕家支系传统社区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述略

贵州瑶族绕家支系是指以麻江县龙山镇河坝村和都匀市匀东镇绕河村为主要聚居区的称为"绕家"的这部分居民,这两地也是瑶族绕家支系生产生活的中心区域。这里拥有较好的社区自然生态和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在2013年和2014年被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认定为中国传统村落。从学术上对其传统社区自然生态和文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和现实意义。     

论贵州傩文化佛道儒巫混杂现象的主要原因

贵州傩文化最终形成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文化格局,其原因极为复杂,它的形成几乎与贵州本土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习俗的方方面面分不开,是这些诸多因素糅合的结果。主要原因有五:一、贵州巫教文化的传统;二、中原三教合一的影响;三、黔中土司流官的提倡;四、封闭地域环境的制约;五、民众心理情感的需要。     

守住民族文化本性创造不可替代的"第三极文化"

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最令人瞩目、影响最广泛的当属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如果把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看作世界文化的"两极",具有数千年传统、深厚的根基及强大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可以称为"第三极文化"."第三极文化"植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格.它以倡导文化多元化为前提,尊重文化的多元与差异,反对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第三极文化"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文化目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资源整合是通往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论黔中布依族礼俗歌

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指使用布依语第二土语的布依族同胞在婚、丧、新居落成以及社交等仪式上演唱的歌曲和韵语。内容主要为客主之间的相互问候、相互赞美和祝福以及对涉及礼俗的一些事物的＂追根溯源＂。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有吟唱的＂歌＂和念诵的韵语,分别有用本民族语言演唱（诵）和用汉语演唱（诵）。赋、比、兴和复沓是常用的表现手法,演唱过程中表演的特点很浓。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对认识布依民族的文化性格,了解布依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等,有着重要文化学价值,并且为研究汉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以及黔中布依族文化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对江进之《黔中杂诗》所涉明末贵州民族文化与生态背景的再认识

江进之,明代诗人,明万历二十年前后以监察御史身份到贵州视察司法得失,任职之余凭借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写成《黔中杂诗》十首。这组诗其后收入了郭子章《黔记·诸夷卷》的附录,诗中较为全面准确地描绘了当时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实情以及贵州生态环境的特异性,对于民族史和生态史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前的研究,大多倾向于主要对该诗所反应的贵州社会史价值展开的探讨,对其民族史和生态史的价值却缺少必要关注。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民族文化的流变,加上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很难全面地对背景材料加以系统梳理,以至于即便是名家的研究成果,在征引这组诗时难免误读或曲解。为此,对该诗所涉明代贵州文化与生态做出系统的解读,肯定有助于该诗史料价值的提升。     

从＂学＂与＂术＂的关系谈中医发展

作为传统科学,中医有"学"与"术"的分化程度不高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从中医学术发展的进程、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以及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等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中医发展要从中医学术特点出发,遵循自身发展规律.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演变的社会透视

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被发至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被称为屯堡人。他们所带来的汉民族文化逐渐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成为明代江南汉文化研究的活标本。其中,贵州屯堡妇女服饰尤能体现其特色。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勾勒明清以来贵州屯堡妇女服饰的演变轨迹,进而分析其延续和变迁的社会原因,为屯堡传统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     

黔中文献关于诗与情性关系之诸种观点评述及其理论价值论衡

诗与情性之关系,历来就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古代"诗学大传统"之参照下,研究黔中"诗学小传统"中关于诗与情性关系,讨论"诗本情正"与"诗本情真"之内涵,以及真情、正情之特点,和培育、锻炼真情、正情之不同方式。以为黔中"诗学小传统"不仅传承"诗学大传统"的种种观点,而且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之影响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论长征时期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的形成、遗产类型及遗产体系建构

从文化遗产学研究视野探究长征时期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与类型、特点与原因、结构与功能、保护与价值等诸多方面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红军长征在贵州形成的一系列"红色文化",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并具有文化遗产的时间性、空间性、线路性、多样性、地域性和特色性丰富内涵,且在思想文化交融互动中促进了长征时期贵州区域性红色文化生态形成.长征时期的贵州红色文化遗产是贵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长征在贵州区域内进行伟大历史实践的产物,并具有红色物质文化与红色精神文化(非物质文化)的双重属性,且以红军长征和转战贵州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为主体线索而展开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等一系列的红色革命活动,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贵州历史特点、区域特征和时代精神的红色文化遗产.长征精神不仅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劲的思想动能.建构长征时期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红色文化研究体系与红色文化利用体系,探究这一系统的、立体的、复合的、多样的红色文化遗产综合利用体系,对于弘扬和传承优秀的红色文化遗产精神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也是新时代贵州文化遗产研究工作者的伟大使命和社会责任.     

论黔中汉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特质

自然环境恶劣、疾疫多发以及信鬼尚巫的文化氛围,构成黔中汉族民间信仰的生态空间。祭祀朝拜中的功利性诉求,反映了高原山地农耕社会的心理,亦折射出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黔中地处荆楚、湖湘、滇、巴蜀及百越诸文化交汇融通之枢纽,民间信仰文化形态深受其影响;加之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因子,呈现出多元宗教碰撞的特征,亦展示出彼此融通的趋势。有关黔中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该地汉族社会的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均具有现实意义。     

论明代前期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

明初为建立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朝廷在处理黔中高坡苗区问题时,继承完善和发展了元代的制度,旨在限制、打击和瓦解周边的土司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稳固其在黔中的统治,为在贵州置省、开府、设县奠定基础。明代黔中高坡苗区与朝廷的关系就是通过朝廷对这一地区的逐步开发过程体现出来的。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彻底性”文化传统

本文在文化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和特定文化传统的载体。文章首先阐述了德国文化的"彻底性"文化传统,然后从学术理想、学术方法、学术结论等三方面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彻底性"文化传统,最后指出,以广义的、整体的"大文化"为背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啻为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     

文化转型与少数民族脱贫——以贵州少数民族为例

少数民族贫困与"两种生产"紧密相关。生产分为两种:人口生产和经济生产,文化是这两种生产的外在表现。现代性变革动摇少数民族"两种生产"的根基,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在生产逻辑下建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少数民族文化类型,时空推演使各民族文化充满复杂性。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依托于村寨,村寨的典型特征是其具有封闭性,与少数民族贫困的整体性相一致。时代变迁,"两种生产"打破传统村寨结构,消散原有生产结构的封闭性,少数民族文化必然转型。脱贫致富蕴含着传统与现实碰撞,也必然会产生诸多现代性问题。贵州少数民族摆脱贫困依赖于文化转型,但是需要关注村寨原有结构的调适能力,特别是少数民族共同心理特征。     

一份期刊专栏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清水江学研究”专栏

2012年《贵州大学学报》推出新的特色学术专栏——"清水江学研究",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两年来专栏推出相关学术论文已达28篇,作者群来自全国各地,研究问题涉及一个区域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门新研究学科"清水江学"雏形已现;专栏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也将清水江学推向了全国和世界。     

关于水书易文化之记忆与思考

水书即是易,是华夏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水书,水书易被当成鬼书禁书等来损毁它禁绝它,历史的加减乘除的结果,水书、水书易无可奈何地濒临自然灭绝、自然消亡的状态。史籍称:华夏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臧’,三曰‘周易’,水书易是否就是所谓的"连山易",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水书易命名名正言顺恰如其分。水书易的名称具有特异性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同时还具有通用性。水书易的发现是贵州引以为傲的惊天大喜事已经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水书易名称正日益被广泛使用着,不但能够代表贵州的声音,同时还可树立贵州的形象,突显贵州传统民族文化优势和特色。水书易完全可以作为贵州易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     

破解文化产品出口“点消费”难题略论

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因此其消费特色与传统商品有很大不同,这些特色在异质文明间的文化商品销售中更加明显。在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遭遇了异质文明的"点消费"现象,主要表现为当前文化产品出口营销费用持续高涨而产品销售可持续性较差。分析"点消费"的涵义、特点、成因,结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可以从文化产品消费诉求点的角度入手,力争定位更加准确,手段更加多样化,从而有效缓解文化产品出口中存在的"点消费"难题。     

红色文化与多彩贵州

贵州之所以被称为"多彩",是因为这片土地不仅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更积淀了同样丰富的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是多彩贵州之魂,"转移、转折、转型"是贵州红色文化的核心记忆,大力彰显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是进一步深化"多彩贵州"品牌建设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