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发展评析

共和主义的复兴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归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传统,而是对共和主义进行更加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拓展与阐释.在规范政治理论中,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身份、自由、民主与美德等维度上做出了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区别于社群主义的阐释,深化了在相关问题上的理论分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批判与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思想范式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反思与辩驳中不断发展与成熟.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国家观比较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影响较大且相互对立的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的争论,在国家问题上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分析和政治实践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其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本文从学术批评史的角度对西方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做出批判性的考察。作者分析指出,当代共和主义论者在对自由观念的重建中试图超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二元对立,但未获得突破性的成就,而他们重新阐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努力也遭到许多有力的质疑。因此,共和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像最初期许的那样带来理论的创造力与实践潜力。本文在最后的结论中指出,共和主义理想作为对“公民政治”的召唤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也有利于迫使后者不断改革与修正,但共和主义思想本身难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政治方案。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论多元主义的国家理论

作为西方政治科学的主流理论，多元主义兴起于对国家的批判性分析，但关国政治科学界将其发展为一种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的民主理论，使得国家成为一种“隐蔽的主题”。本文通过回顾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梳理多元主义在不同阶段对国家的定位和理解，不仅描述和解释了多元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也突出了国家作为多元主义知识框架的背景，为增进人们了解多元主义提供一个视角。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社群主义国家观浅析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是当代西方两大主流政治哲学,它们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弱国家"和"强国家"的区分。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都有局限性,二者的分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互补。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西方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

生态可持续性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对环境公民权的基本设定与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一种生态主义政治理论,而后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时代拓展。但在对环境公民权概念阐释的内容与方法上,二者存在着很多理论衔接点或相近点。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可以理解为生态政治理论家和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借助环境公民权这一概念,在各自领域中推动一种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目标实现的理论努力,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绿色变革潜力。     

传统公民权的“生态挑战”——从政治生态学看公民权理论

建立在吸纳女权主义和世界主义公民权理论合理成分基础上的环境公民权或生态公民权概念,是对公民权基本内涵与性质理解的全面拓展。它旨在为发挥公众在创建生态可持续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确立一个理论与实践基点,因而是一种来自公民权理论框架外部的挑战。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普遍主义福利思想和福利模式的相互作用及演变——解析西方福利国家困境

普遍主义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原则。二战以后,根据这个原则西方国家创建了以北欧为代表的覆盖全体公民、综合各种福利项目的福利模式;同时西欧国家开创了如公民权、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理念,其理念是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形成的政治思想基础。几十年后,许多新福利思想已经创造了福利国家的新时代。这些理论是否拓展和促进了福利国家及其原则?事实是,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被逐渐丢掉其核心价值,代之以更实用的、折中的、妥协的福利理论,这些已经远离普遍主义的宗旨;即使依据这些新的理论,西方国家也难以走出困境的怪圈。     

法家法律政治思想与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法家法律政治思想是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要渊源,客观、全面地剖析法家法律政治思想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影响,汲取现代西方法律政治理论的精华,结合农村实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建设之路,是当前我国新农村法制文化建设的关键之所在。     

马克思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走向成熟的那个时期,《精神现象学》对马克思的思想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对主客体同一性的理解、对劳动问题的理解和对承认问题的理解三个方面。其中的主客体同一性预示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劳动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理论和解放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承认论题则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想渊源。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评析

本文基于政治发展理论的视角,对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并对其政治稳定思想的贡献和缺陷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尽管亨廷顿政治稳定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有助于我们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问题,但他没有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分析和解决当代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因而对他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作科学的分析和有选择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