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市民化倾向——基于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破解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瓶颈的关键所在,而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决策。基于四川省4市471个农业转移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对市民化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土地流转能够正向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倾向,即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其市民化倾向越强烈;第二,高层次非农就业除了具有正向影响市民化倾向的主效应外,还在土地流转与市民化倾向的关系中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调节方向表现为,减弱低土地流转程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强化高土地流转程度导致的正面影响。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了稳妥推进土地流转、着重保障城市就业权益、合理引导进城目标设定等政策启示。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与市场化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具有三方面特征:农地所有权主体的土地权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弱化、土地产权存在着较大范围的公共域、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不够完整。在这种产权结构约束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未来预期收益远高于现期收益,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整个产权结构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会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价值包括社会保障价值、资产投资价值和未来增加价值。由于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农户只能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小部分,因而农户倾向于采取等待策略,即拥有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差异,主要形成原因在于土地剩余索取权价值的实现程度不同。应该改革现有土地产权制度,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化建设,给予农民包括剩余索取权价值在内的土地流转收益,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农村土地有序和有效率的流转,受到了农村土地双重功能(即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产权不明晰、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等经济、社会、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用法律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土地流转方式的市场化和流转方式多元化,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     

制约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日益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点。通过引用转出、转入土地两类农户各自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土地市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等方面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因,应实施明晰土地产权、加快农村土地市场建设、改革与土地流转相关的一些制度、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促进土地流转的措施。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性原因分析

当前农地流转面临流转的非粮化非农化、流转中片面追求"快"和"大"、工商资本涌入的经营风险、基层政府介入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侵犯农民利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等现实困境。需要重新全面审视产权关系不明、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不清、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缺乏、制度性规范滞后等制约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深层制度性原因,进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相关土地产权规定,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强化管理制度,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完善各项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信息甄别、户改设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引导其合理流动。借用合同理论对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具有对异质性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行甄别、筛选的功能。差别化户改政策作为实现有序市民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以扭曲低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代价。以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有可能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元分割。     

构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几点思考

本文认为构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应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土地利用效率，以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而明确产权关系，是构建农用土地流转机制的前提；规范流转行为是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关键。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的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的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指出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     

农地确权方式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基于农业分工的调节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2 23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OLS回归实证分析了农业分工调节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其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削弱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以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进程。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SICP范式、路径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而其焦点在于农地产权流转创新及其市场化程度,受制于历史习性、制度特性（制度模糊、产权权能虚置）等约束,我国的农地经营流转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地产权市场化流转的关键是解决农地资产产权的权能配置及其合约激励问题。不同的合约权利结构（S ）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I ）的本质,而主体行为选择（C ）的方向及其获得的绩效水平（P ）既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原因。文章整合多学科理论,以承包合约的静态与动态权利结构分析为起点,提出基于“权利结构-制度变迁-行为选择-绩效”之联动关系逻辑的“S IC P”范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制度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参考。     

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城乡的协调发展

本文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主要线索,揭示市场化改革对于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显示,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村土地市场有部分替代功能,但当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有限的替代功能就难以再满足要求,而与正式土地市场缺位相关的问题就会一一浮现.正式农村土地市场和最优土地产权结构的形成,则有赖于土地产权的明晰.在现有土地制度和城乡壁垒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绩效之间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影响了中国城乡的协调发展.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迁移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不完整产权为特征的中国土地制度是否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基于期望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转移决策理论模型,并由此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租值的提升会增加移民的激励。运用1978—2011年的经验数据对该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更完整的土地收益权和更稳定的土地产权通过增加土地的租值,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政策上意味着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及构建完全的土地市场,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更高生产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帮助中国经济更全面的发展。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衡”与启示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指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所依法享有的各种财产利益的自由和资格。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宪法为基本依据的民事财产权。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权利主体"农民"应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权利主体具有多维性的特质。农民土地财产权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为基本客体的不动产财产权,农村集体土地具有资源性、资产性、空间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应当拥有各种财产利益的权利,包括以土地归属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利用为财产利益的权利、以土地流转为财产利益的权利和以预期利益为财产利益的权利。     

河南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河南农村土地经营状况和产权制度的现有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不完整、使用权流转不畅、过度征用和静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导致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完善河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着手: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产权,逐步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农民种地收益。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是破解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双重矛盾的有效方式,也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要求。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容易受到侵害,需要通过提高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费用、征地补偿费用以及征收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累进税等方式建立土地收益分享机制,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研究简

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而且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内在动力。然而,当前农业人口向市民转化进程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究其原因,农业转移人口缺乏竞争性的职业技能。为此,要通过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素质教育、企业订单式培训、培养区域能工巧匠、加强“两后生”职业技能培养等多种职业教育途径,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