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词艺术魅力审美初探

历史是无情的,多少帝王贵胄与昔日的富贵荣华一起被岁月的烟尘永远地沉埋了。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帝王,却是因他的诗人的身份,因他不朽的词章而垂名青史、长留天地。他就是南唐的末代天子李煜。     

隋文帝与隋朝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崇信佛教的帝王中，隋文帝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迷信佛教的程度与梁武帝相比有所不及。隋文帝对佛教的复兴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家的政策上给予其法律的保证，并大兴土木，建寺修塔，设置专门的僧官负责宣扬佛教的思想，国家出资维持官寺的运营。在隋文帝执政的24年间，佛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大正藏》卷五十二《辩正论》卷三载，其间度僧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086卷，修故经3853部，造像106580区。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其宗教政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王权与佛教，甚至说王权与宗教的结合是统治王朝与宗教相互利用的结果。一方面，新政权在成立之初，借用宗教的神秘等来宣传新政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另一方面，宗教要想得到足够的财力与政策上的支持必须与政权结合。     

宗教多元主义与一然的和谐思想

宗教间发生冲突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特殊主义和优越的宗教排他性。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揭示了佛教与土俗信仰冲突的多种类型,并试图以佛教的方式加以融和。他基于佛教与他宗教的和谐原理提出的佛教理论,是超越了人的平等思想、慈悲与宽容精神、差别与对立观念的缘起的世界观。     

别苛求别人记住你的好

禅宗的初祖是达摩大师。他在梁武帝时期从印度航海到了广州。当时,佛教在中国香火已经很盛。梁武帝萧衍是个信佛的皇帝,他还几次人寺做和尚。听说达摩大师要来中国,他自然很激动。于是,他派人请达摩大师进京。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佛教中国化与道教的发生——汤用彤《太平经》与佛道初期关系研究析论

在佛教和道教学科的草创时期,汤用彤率先研究了佛教中国化与道教发生历程的关系,在此领域具有拓荒意义。他的佛道关系研究建立在宏阔的跨宗教比较和严谨的文献梳理基础上,鲜明地体现出经史考证与思想发掘相辅相成的治学特色。他考证《太平经》中蕴含的黄老学、道教、佛教互动关系,推定其成书于汉末之前。本文通过分析汤用彤对道教承负与佛教轮回、守一气法与守意禅法等问题的比较,及其与黄老学关系的考辨,总结他对佛教中国化和道教发生史研究做出的奠基性贡献。     

艺术与宗教的缠绕和融合--论许地山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对宗教经典十分熟悉的学者型作家,许地山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宗教意象,他的作品中艺术与宗教可说是互相缠绕、互相融合、密不可分.他既不用爱与美的理想来解释人生,也不用苦闷和悲哀来总结人生,而是以宗教思想为核心来探讨人生,并借作品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无论是他的人生态度还是他的作品,都体现了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三者融合的影响.     

从明末三大高僧看明末佛教与官场的关系

从明末三大高僧看明末佛教与官场的关系张国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在十七岁时出家当过和尚。那段时间还是全国上下多处爆发抗元农民起义的时期，农民起义者在一开始常利用民间的各种宗教来聚集乡民。可以说在朱元津心里，十分明白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力量，所以他在当上...     

佛教与杜甫及其晚年心境

杜诗中与佛教有关的作品是研究杜甫思想的重要资料。杜甫对佛教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对佛教艺术的接触和与僧人的交往 ,加深了他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思考 ,但并未使他对宗教产生太大的兴趣。佛教的博爱、劝善思想与儒家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思想在杜甫晚年思想中得到高度的融合。佛教思想补充和丰富了杜甫的儒学思想。     

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

实证分析表明:佛教僧侣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他们既是宗教界的出家人,又是市民法上的自然人.依佛教教规,僧侣通常不应蓄财;但依民法,僧侣应享有其私人财产所有权.此文探讨了我国现有法律与宗教在僧侣财产权问题上的冲突,分析了僧侣财产权的特殊性,建议设立民法上的宗教财产所有权,解决法律与宗教的冲突,为司法审判提供适法依据.     

P．t230R号《天子赤沃松赞母子祈愿文》残卷解读及吐蕃末年史事考述

P．t230R号残卷载有吐蕃末年举行隆重的显密法事活动及祈求神佛保佑之事，重点涉及到了吐蕃分裂时期的赞普沃松。祈愿文内呼吁吐蕃臣民要遵守君臣之道，希望恢复以往的君臣关系，祈愿吐蕃实现长治久安，从中也反映了吐蕃末年王室统治摇摇欲坠的事实。对P．t230R号残卷的解读，有助于探讨吐蕃王朝末年的历史。     

王维哲学思想以儒为体、庄禅为用的特征

王维深受儒、道、禅的影响 ,三教在其思想中简直有着让人难分彼此的交融。王维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特征是以儒为体 ,庄禅为用。王维思想整体构成的丰富性 ,表现出三教混为一谈的多元整合和融会交复 ,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 ,交相渗透 ,互为阐释 ,形成了他以禅理化儒、道的心灵本体 ,形成了外禅内庄的任运意志和生命精神。     

少林法如禅宗六祖身份的建构与丧失

法如在北方禅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他被认定为禅宗六祖的基础。法如六祖身份的逐步明晰,是禅宗谱系由模糊到清晰的微观再现,也是禅宗谱系形成中,由单纯注重僧人宗教影响过渡到宗教地位与政治影响并重的产物。法如被认定为六祖,是其宗教影响力使然,但他被认定为六祖的时间短暂,范围有限,则是其政治影响力缺乏的投射。到北宋时,在各种佛教史传中,法如六祖身份的彻底丧失,这主要是由《宋高僧传》等史书在禅宗史方面的编撰特征所决定的。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老君岩"石窟造像考

武当山太子坡狮子峰佛、道摩崖造像群的开凿年代及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明、清所有版本的<武当山志>均沿用明初武当山玉虚宫提点任自垣断为北宋道教老君造像的说法,然而,根据现存摩崖石刻以及历史背景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它应为佛教的产物;也非北宋时期的造像,应为唐代作品.任的观点比实际凿刻时间晚400多年,至今讹传近600年.     

韩非君德思想探析

在韩非强硬的法治、王霸思想逻辑里,有一条严密的君德建构路线,即是从修身、护国为民、立法守法用法等角度来阐述君主一系列的修养准则,以君主健全之德行来弥补"法"无法周全的制约性。韩非首先运用道家的"虚静无为"作为君主人格的修养方式;其次,在心性修养方面,要求君主控制自由的"欲",并培养"忠言拂耳"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即爱护人民、博取民心,视人民为社稷之本的治国理念。     

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佛禅之石与绘画之玉——论佛禅思想对张大千绘画创作的影响

从张大千一世佛缘看,禅宗思想在张大千绘画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其绘画内容、绘画形式、绘画理念和创作机缘、绘画创作的升华等方面都被深刻地打上禅学精神的印记,张大千思想意识中＂佛禅之石＂成就了其彪炳史册的＂绘画之玉＂。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