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问题

"地方性"研究可以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研究推向深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的地方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紧密相连又超越了二者;地方性与现代性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地方性要求研究者应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理解乃至认同特定文化形成的具体情境及其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立场与视域。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应有批判精神并警惕过度阐释。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将全球和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我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既有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也更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悖论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强调,又是采用统一的模式,因而造就了文化差异中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地方面临现代性时,对自我文化的重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也必然强化着地方认同和族群身份。现代性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族文化面临现代性时,既需要积极迎接全球文化,避免部落主义;同时也根据地方独特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使地方话语获得全球性意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     

文化复兴与文化认同——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与现代转型

现代性、全球化对地方性原住民社会的草根文化发生的影响是通过国家,市场等中介来实现的.黔东南苗人在接触和接受现代性的经历中,文化变迁,文化复兴和自我认同随着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建构起新的文化认同.     

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形式主义的法学家们认同的现代性的法律是一个普适的价值体系,并不内涵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是法律发展的必然方向。法人类学家们则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既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就不具有普适的品质和推广的价值。这是法律现代性的悖论。根据法律价值体系的来源,可以将法律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内生型、植入型和混合型。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是混合型的,外来法律、本土法律文化和社会现实构成了我国法律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的关系框架。     

发展与发展干预过程中的乡村代理人——基于宁夏回族社区设施农业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一个"国家引导与村委代理"的回族社区设施农业项目过程的考察,分析在"国家引导发展"过程中发展代理人的实践过程。结果发现:在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所内含的委托代理机制中,镶嵌于地方性文化网络中的发展代理人通过竞争获取项目代理人的资格;通过各种具体的权力技术和地方性知识来推进项目实施;在发展过程中促进了渴望现代性的村民对发展的认同。进而得出结论:"拥有地方性和特定环境的知识"的代理人实际上就发挥着"导航员"的作用,发展得以实践的关键是代理人。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身份认同的曲折——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史检讨与反思

作为"文艺学"学科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中超出知识及知识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形式而直接指向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裹挟又迫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在进入第二阶段发展后,主要进行学科/知识身份认同与文化/民族身份认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这三种身份认同形式的逻辑分离与历史嬗变不尽是积极的,亦包含着隐忧:它会淡化文学理论生产者本身的身份认同,消解文学理论自身的阐释效力,进而危及到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解决这一危机,既需要正确处理文学理论三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层级关系,又需要树立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特别是需要首先唤醒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群体独立的身份认同意识。     

电影《塔洛》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焦虑——兼谈万玛才旦“藏地故乡三部曲”

电影《塔洛》延续导演万玛才旦藏族系列影片的主题诉求,聚焦藏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和个体生活经验,思考现代性进程中藏民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焦虑问题。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塔洛和杨措等藏民稳定的情感结构面临撕裂,地方性经验的整一性遭遇危机。万玛才旦电影"藏地故乡三部曲"思考的问题始终就是藏区人民现代性过程中的文化焦虑与生活方式问题。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晚近以来,传统的认同形式在主体身份破碎、流离的境况下逐渐被消解,人们开始面临各种"认同的危机"。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开展对认同的研究,他指出,文化认同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过程当中,就像一件随时都在生产,但是永远都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的产品。因此,对文化认同的思考应该由传统的"我是谁""我来自何方"转变为"我将会是什么样的""我将要到何方"。这一转变对研究现代性流散、混杂的社会主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也是我们探索现代性社会主体"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元符号机制、挑战与路径

元符号在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原型的功能,生成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但同时元符号的表意机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面临着现代性语境转换的压力和挑战。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根基,我们一方面要夯实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域”的意义内核,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和机制,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立场上,通过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原型内涵,并且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彰显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国家文化符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提供持久的意义资源和文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