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特征与社会组织的演变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经历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聚落间的不平衡和若干个聚落群一起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共同体。表明此时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变和蜕变。     

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红山文化聚落的层次化演变与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聚落有关资料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红山文化聚落群中已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远离聚落的祭祀中心,出现了统一聚落群之上的权力。渔猎经济的发展,居民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与群体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经济基础的发展使社会特殊阶层的出现成为可能,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就率先在这里出现。     

性别、种族、阶级与女性解放

女性主义问题并不局限于女性群体的范围内,事实上,女性主义和女性群体本身常常被种族和阶级这两个根本性的社会等级制度所持续地分裂/分化着,如何团结更多的力量,将被分化/分裂的女性力量结合起来,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和穿越与性别制度(男权制)扭结在一起的阶级和种族问题.由于性别、种族和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相互作用,导致了单纯实现女性解放理想的不可能.这种现状要求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着眼于更广泛的政治领域,以更稳健的战略眼光来看待三种基本社会等级制的同构性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性.立足于社会性别问题,将性别问题放入到由性别、种族、阶级三种社会等级制度交错构成的社会政治整体结构中去观察三者之间的联系、作用和矛盾,我们就会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会独立于或者早于社会的解放,而一个真正的社会解放也必然包括女性的真正解放.     

景德镇制瓷业行业神崇拜研究

景德镇制瓷业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业神崇拜活动,这些活动与当地社会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国家、制瓷工人及窑户都深入地卷入了这些行业神崇拜活动,但是这几个群体在进行同一仪式的后面,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和目的。     

商代聚落体系及其成因探析

商代的聚落体系是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分布形式构成的.不同等级的聚落之间存在主从、隶属关系.商代聚落体系中的聚落共由三级管理中心和四级聚落所组成,它们组成的多级管理机构共同维系着商代社会的完整,并组成统一型的复杂社会.聚落群的形成显然是由于各中心聚落的建立并伴随大量人口的迁徙形成的,反映了商王朝对外势力扩张的趋势及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攫取.金字塔式等级体系垂直管理、横向集群分布的商代聚落体系的形成,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商代社会贡赋经济形态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二者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     

小城镇在我国人类聚落体系中的位置

本文研究了小城镇在我国人类聚落体系中的位置 ,指出小城镇上与建制市组成城镇体系 ,在中心地城镇体系中处于第五、六、七这三级 ,下又与村庄在乡 (镇 )域内构成小城镇——中心村——基层村这样有三个基本层次的村镇体系。同时 ,小城镇在小区域范围内往往又构成有三个基本等级的小城镇体系     

近代早期欧洲妓女问题研究

中世纪的基督教强调禁欲和苦行主义,但却容忍妓女的存在,将卖淫视为必要的罪恶。教会的容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妓女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在不同时代欧洲妓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早期,妓女这个群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世纪的合法群体到16、17世纪被视为洪水猛兽,受到镇压和驱逐,再到18世纪及其以后社会环境的宽松。妓女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宽容度的扩大。     

社会资本与社会革命、社会建设——从社会资本角度解读中共领导社会发展的逻辑

与党建研究中把党的领导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阶段不同,本文以逻辑分层,以中共领导的社会(非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确立了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两个层次.改革开放以前,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思维占据了主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革命让位于社会建设的思维.在不同的领导思维中,中共总是善于利用和投资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角度来观察这两种领导思维,将具有更多的新涵义.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及应对原则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自发性转移和我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引导下的人口流迁,城市房屋租赁买卖市场房源的分布格局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方向以及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社会归属需求,是形成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聚落的客观前提、外在条件和内在机制,而亲缘、地缘和族缘为构建社会归属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要我国的城乡差别、地区差距和民族差异存在,城市流动少数民族聚落也将长期存在。     

慈惠与商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探析

大量慈善组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普遍的社会贫困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创办慈善组织的慈善家群体的目标诉求当是其一个更为重要的促成因素。慈善家群体的职业构成、慈善组织的资产体系及其运作等几个方面因素,使得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创办者在提供慈惠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性目标诉求,而这正是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大量兴起的重要动因所在。     

中国新农村社区空间建设策略研究

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村进行的调查,我们发现典型的空间建设模式展示出原型与标志型,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在城镇化和现在化影响下,空间建设模式正在逐渐消失,部分新型社区正在高速、大规模的进行整合。这些导致了地理性建设系统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原型理论出发,二元性特征应该与空间建设相结合,来引导传统农村空间建设模式的传播和应用,寻找新型空间发展路径。这个路径要以可持续性、可选择性和转变为基础。     

辽西区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距今约 8000—5000年间, 辽西区史前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 到出现部落, 再到出现酋邦, 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之所以如此, 主要应归因于该地区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人口的迅猛增长。红山文化晚期, 正值辽西区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顶峰阶段, 但超限度的人口密度以及高强度的粗放式农业生产, 使得该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难负重荷。加之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降温事件, 最终使得人口大批迁离, 酋邦社会解体, 史前社会重新开始以较低层次的组织来维持运转。     

从人类学角度解读宁夏吊庄移民中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启动了吊庄移民规划，使一部分居住在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了宁夏北部易于得到黄河灌溉的地区。移民群众来到迁入地——“吊庄”后，在社会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偷盗”增多、犯罪低龄化、侵财性案件较多等社会治安问题。“吊庄”内部诸多社会治安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移民社区尚未与迁入地社会实现有效的整合：移民社区的社会控制力度仍然不能与移民的经济发展协调进行；移民社区仍然没有建立应有的社区文化，对移民的再社会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实践性社群内社会资本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实践性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COP)已被发展为企业内以及企业间知识分享及创造的主要平台,其强调的是松散且非正式的社群架构,而当中的成员组成也是强调自愿加入,所以社群的维系来自于人际关系及社群意识的形塑,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格外的被重视.本研究以具备实践性社群特质的社群成员为研究对象,在问卷中以社会资本的三大方面为研究角度,企图了解在以创新及知识分享为目标的社群特质下,其社群内人际关系以及社群内知识互动对社群成员的个人知识分享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除了认知面社会资本外,关系面社会资本和结构面社会资本都对个人在社群中的知识分享有显着影响.     

中国传统地方政制基本特征刍议

地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迄清）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从宏观角度而言，可大致概括为四：外在形式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立，基本内涵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共存，具体发展制度性与变通性互动，内在实质具体性与目标性统一。此四者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传统地方制度伴随社会变迁而日臻成熟。     

“最后的选择”：城区老人对机构养老的态度研究——以某地级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发展和机构养老事业的兴起,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面临机构养老的选择;但老人超出家庭和社区之外的机构养老选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不一定是主观意愿的。此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城市社区老人对机构养老的主观倾向性及其影响因素。2010年7月对福建省某地级市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城市社区老人对机构养老持一种普遍的拒斥态度;他们的这一态度,建立在对其所处的系统环境的自平衡基础上,为老人对健康、家庭照料可及性、机构养老服务质量、机构养老的社会合法性的考虑和支付能力等因素所形塑,并且心理因素也有较大的影响。机构养老往往是老人“最后的选择”。     

风险社会情境下社会管理创新探索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社会转型的加深,中国也步入了风险时代。介绍了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了中国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将社会管理纳入到风险社会的情境中,探讨了中国在当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包括政府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和管理效度上面临的挑战,社会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社会认同和资金方面的困境,公众意识、公众参与渠道和主体地位定位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面临这些挑战所应采取的解决路径。     

中国的师道文化与新世纪新教师像

中国的师道文化随着社会的教育职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并在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中,不断得到发展。新世纪中,社会发展变化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新世纪教师应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先进的教育理念,合理的知识结构,复合的教育教学能力,健康的身体及心理。     

流失与更替:工人、农民数量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2000年中国工人、农民两个职业的变化情况说明,这两个职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主要体现为(1)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2)原来的工人大量流失;(3)农民与工人职业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4)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紧密联系。目前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存在着比较大的隐患,如果对这种模式的缺陷认识不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