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十年乡村剧叙事模式及叙说困境

谋求经济发展成为近十年乡村剧的叙述主题,这在乡村“外来者”、“归来者”、“村官”人物塑造中得以体现;乡村“绿色基调”叙事,关注的是乡村生态和谐发展问题;乡村婚恋的模式化表达,揭开了“乡下人”婚恋意识的觉醒;乡村剧叙述存在“模式化”、“被叙述”的痕迹,造成了“乡村镜像”叙述的某种“失真”。     

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之比较研究——以梁鸿的“梁庄”和费孝通的“江村”为例

梁鸿《中国在梁庄》和费孝通《江村经济》均描绘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的形象。同为非虚构写作,却不尽相同。内容上,梁鸿的“梁庄”追求文学的真实,强调个体、细节的乡村;费孝通的“江村”追求社会学的真实,强调客观、概括的乡村。方法上,梁鸿运用文学手法,费孝通则采用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立场上,梁鸿持有情感的介入立场,费孝通则采取科学的中立立场。尽管如此,梁鸿却从费孝通那里有所借鉴,两者在描述的乡村转型现象、采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和体现的忧国忧民情怀上具有深层一致性。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的区别与关联,认识二者的优长与不足,这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两者相互学习和长足发展。     

参与式行动：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路径选择

实现农村发展是中西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议题。以近代西方国家发展干预的演变过程及特征作为线索,罗伯特·钱伯斯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一书中深度反思农村发展实践项目失败的主要缘由,围绕实践干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外来者”要进行价值转换,遵循“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并认为参与式行动是该理念的实践方案。中西方国家在历史演变进程、制度环境、乡村社会基础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应结合中国城乡发展逻辑体系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践要求,探讨罗伯特·钱伯斯提出的参与式行动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适用性与重要性。乡村振兴是“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之间双向互动、共同参与的过程,其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此,要立足于中国乡村发展的本土化特征,在充分发挥“外来者”与“内部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同时,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需明晰各个行动主体的能力和任务,实现“参与”与“行动”的兼顾,高效整合多元系统,从而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开展。     

城与乡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

中国现代小说家往往借助“外来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立场来表达他们对于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之间多重复杂关系的审视与探究。作为徘徊于现代都市和传统湘西之间的“边际人”,沈从文创作了大量鲜明独特的“外来者”形象，如早期都市小说中的“乡下怯汉”、成熟期湘西小说中的“城市病人”和晚期湘西小说中的“掠夺者”等。藉由这些“外来者”形象，沈从文在小说中实现了都市与湘西的近距离对照与互参，在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进行双向审视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探索和更新着自我在城与乡之间的身份定位。     

融合与亲情——纳百川的和谐路径

城市“新移民”初到社区，与“原驻民”要经过必要的“关系调试”以相互适应，这取决于社区对外来者是否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也与外来者能否因环境变化做出自身改变直接相关。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被称为“社区融入’，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事实上，“社区融入’是个世界性的社会发展问题。     

现代小说中"乡村外来者"话语模式与文化启蒙——以鲁迅和徐訏为个案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源头,徐訏作为海派市民小说的巅峰之一,二人均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塑造了一批"乡村外来者"形象。通过"乡村外来者"话语模式的隐喻内涵,曲折地反映出二人或者说两类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的启蒙理想,以及他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危机。     

基于“两山”理论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习近平“两山”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应积极践行“两山”理论：贯彻“两山”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生态宜 居家园;探索“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兴旺和移风易俗;构建“两山”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实现乡村生活富裕。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时尚阅读

《秦腔》《秦腔》有史诗般庞大的规模和厚重的质地,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贾平凹用文字还原和营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书中写到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     

论卢作孚乡村建设之路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中国众多乡村建设运动中极少数获得较大成就的一个。卢作孚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将一个穷僻山乡建设成被誉为“现代中国缩影”的模范实验区。这是他“实业救国”、“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思想的体现,也是他获得较大成就的原因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道路人类学视角下“慢火车”与“复兴号”在凉山彝区的互惠共生

“加速社会”的发展加剧了时间压缩、空间消弭，对较少接触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慢节奏社会空间造成强烈冲击，结合新时代“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遍布全国的新态势，拉开“复兴号”的发展序幕，延续普速“慢火车”的历史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下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一项关键工作。5633/5634 次“慢火车”在凉山彝族地区运行52年的经验实践，全面呈现了在极具“断裂”意味的现代社会和快捷的高铁动车时代，“慢火车”与“复兴号”同国家、社会、农民、市场和技术等多元主体的互动实践助力边远地方社会取得“快发展”。借助国际“路学”、道路人类学、民族地区“走廊”与“通道”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探讨“慢火车”与当地彝族老乡互嵌式的互惠共生关系，明晰“慢火车”在彝区人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社会价值，反思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地方的发展变革也能从自己的节奏中走出“快发展”的步调。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近代湖湘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近代湖湘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酵母;其二,是近代湖湘许多爱国志士为变法和革命牺牲的英勇事迹,极大地激发了近代中国有志青年的爱国热忱。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论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及其对梁实秋翻译观的影响

梁实秋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在师从美国人文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白璧德后。梁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浪漫主义立场转向人文主义立场。梁实秋翻译的作品,无论从选材还是实践上,都延续和阐释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透露着理性的人文主义情怀。     

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及其对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

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身处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求新知于域外”的主要途径是利用“和文汉读法”大量阅读日文论著和译著,以了解、吸收和译介近代欧美及日本的思想观念,并写下了《和文汉读法》一书. 该书不仅总结了以往中国人学习、研究日语的经验和成果,对此后日语教科书的编写及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启发并带动了大批留日学生和青年学子以梁启超为榜样,通过翻译日文书来导入、传播近代西方及日本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观念,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而对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梁漱溟的“文化自救”与当今和谐社会的养成

目前，我国正在从各方面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这是一个十分浩大而深刻的全民工程，它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向。然而，实现这个工程，需要一种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不能只是着眼在现实社会中进行各种资源的挖掘与整合，历史上众多的思想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现实发展，蕴涵着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60年前，梁漱溟的文化自救，实际上也就是企图通过这种自救的形式，使中国社会走向一种和谐发展的自新之路。这种文化自救，对今天中国创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塑造世界变局中的新型国民——梁启超人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特别关注人格建设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主张破除帝王、宗教、英雄(圣人)崇拜,在融会先秦诸子、佛教和泰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辅以现代国民的责任、权利、义务观念;一反农业社会的尚"俭"传统,鼓吹求利的人生观,通过改制变法保障国民性格的养成,最终形成理想国民——"新民".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完成的人学思想启蒙,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开端.     

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

人文社会科学发轫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之中,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与批判始终构成其经典传统,但同时,现代性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异化的危险.作为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新文科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综合化、信息化、数字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以交叉前沿、战略需求、现代技术、区域优势为建设动力,以专业及课程体系的构建、跨学科师资队伍的构建、教研评价标准的确立以及运行模式的形成为四大核心要素.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探索国内外跨学科联合学位培养、建立以多学科集群为基础的现代书院制度、推动"新文科实验室"建设以及践行"传统文科+"可成为高校探索新文科建设的四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