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与明朝党争特征之比较

朝鲜与明朝都产生过较为激烈的党争,且影响较大。与明朝党争相比,朝鲜党争的性质更为清晰。朝鲜公论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党争成员基本上属于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有高度的自觉性,因此党争基本上起源于士大夫内部的分化,其中朱子学思想和观点的分歧在党争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而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党争参与者的身份多样,各种派别在皇权的制约下相互牵制和抗衡,阳明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对官方朱子学产生了冲击,也对明朝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与明朝党争的比较,更容易发现朝鲜王朝党争的特殊性。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从"乡里小人"视角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其浓厚的"君子、小人"观念,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陶渊明眼里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督邮"、"渔夫"式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真正的乡里小人,即普通平凡的平民百姓.从"乡里小人"视角来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其眼里的"君子"因其生活时期的不同也不同.     

儒家对“小人”的伦理评判

在儒家思想中,有非常系统的"君子论",是儒家对人的认识的重要阐释,而与"君子"相对的"小人"却似乎没有"君子"那样备受关注。文章从"小人"的多种含义入手,针对儒家对"小人"的伦理批判,以及"小人"的种种危害性进行了探讨。贬小人,褒君子,成为两千多年来的社会观念。     

神奇的人类预感

阅读下面的字，根据要求作。 “君子”与“小人”是一种复杂的化现象。中国古代许多名思想家对这种化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段]     

刘禅历史文化模式意义再透视

刘禅历史文化模式的意义在于,在封建专制政体严酷高压的背景下,保全自身就得韬光养晦,处世柔弱、机变、假痴不癫,避免陷入事无巨细的自扰中而不能自拔,这些应变权谋,冲破了儒家学统的"道德"为人标准,显示了方圆有度的价值取舍."君子儒"与"小人儒"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交织,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此乃刘禅文化模式应予重新审视的意义所在.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南亚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分析

独立后的南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民族与宗教冲突、政治组织激烈党争、军人政治、威权政治等因素在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独立后南亚政治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分析并揭示南亚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

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 ,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有关这两个党争的性质的探讨却不够深入 ,本文在分别分析了牛李党争与新旧党争的性质后 ,又对比了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期的这两次党争的异同 ,指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 ,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 ,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     

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

由欧阳修撰写《范公神道碑》而引出的范仲淹与吕夷简解仇公案,在南宋庆元年间引起了周必大与朱熹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吕、范始终未曾解仇,后者则坚持两人确有解仇之事。但周、朱两人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对是否解仇进行事实判定,而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党争的政治思想间的交锋。周必大在政治上信奉调和思想,坚持朝廷用人当不分党派,兼收并蓄。朱熹则主张政治的首要之务在区分"君子""小人",坚决反对两者杂用的调和倾向。在整个南宋时期,两种思想皆不乏追随者,但总体上看,周必大所代表的调和思想获得更多青睐,调和构成了南宋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论《樵史通俗演义》对明代党争的评判

晚明时期,朝廷内部日益激烈的党争,成为晚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党争是明朝衰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是以记叙晚明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党争是其有意识反映的重要主题.《樵史通俗演义》描述明代党争过程全面而详细,评价党争的态度相对客观而公正.尽管该书在史实叙述中存在着一些偏颇和失实之处,但在反映晚明党争方面堪称是一部全景式的集大成之作.     

君子儒小人儒之源流探析

自《论语》中提出"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以来,历来对于君子儒和小人儒的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后人不断赋予君子儒和小人儒全新的意义,君子儒和小人儒也在不断的发展流变。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对于君子儒和小人儒源流的探析,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     

《论语·里仁》“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解

"君子""小人"在《论语》同一章出现时,往往构成对比,"君子"行为一般为正面,而"小人"行为则往往为反面。"君子怀刑"之"刑"当释为"刑罚、法度";"小人怀惠"之"惠"当是"慧"字之假借,取"巧慧、慧黠"之义。故"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可解为:"君子思念刑法,小人思念巧慧,欲缘巧慧逃避刑法以自利。"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之辨

儒家君子小人之分有两种意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周易》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传统多从德的角度做出解释,但现代学者从词源学或思想史的一般叙述出发,往往认为其是纯粹以位而言。然而,若完全不顾德的因素,只就地位而言,很多卦爻辞尤其是涉及"小人"的例子,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其实,《周易》中的君子小人,既有以位而言的情况,也有以德而言的例子。在"德"的问题上,《周易》对有位贵族提出严格的要求,而对无位庶民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先秦儒家之道德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精英与庶民的特征,便可在《周易》中找到其源头。同时,卦爻辞中的君子小人观与殷周之际兴起的"德"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德更多的是关涉政治或行为,而与后世从个体心性角度来说的"德"有很大的不同。《周易》卦爻辞君子小人之辨的探讨,有助于澄清现代学者关于早期思想的误解,并揭示轴心时代儒家道德思想对早期经典的继承与突破。     

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

继宋代多次整理李白全集之后,明代编刻李白集达到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根据各种公私书目统计,明代编纂、评注、刊刻李白集及其选本约有六十种之多,可谓盛况空前,成为李白诗流传史上的重要时期.由于李白诗编刻参与者的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使得明代李白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有所提高,其中有些版本多次增订与翻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李白诗在明代得到广泛的编选与刊刻,是由于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既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士人心态等密切相关,也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尊唐思潮以及唐诗学兴盛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