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构建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利用信任机制解决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索取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出发,选择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信任机制,可以实现长寿.关系运作是当前中国信任的主要机制,由此产生的家族信任治理是初创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信任范围的扩展与作用机理的变化,治理模式将呈现出由家族治理向共同治理演变的趋势.     

家族治理--中国民营企业不得已的选择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差序导向,但随着市场的转型、企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中国家族企业正在默默地进行着自身的蜕变.许多学者认为公众公司将是家族企业的必然发展方向.但众多的调查却发现,家族企业的蜕变并非按照这一简单、单一的路径运行,有的企业甚至表现出相反的运行方向.家族企业能否超越亲情熟识这种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能否从非规范的管理手段向现代企业的科层制管理转化,这对一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从外部环境来说,中国民营企业摆脱家族制非常困难.至少在当前,它是企业家在两难困境中的一种自然选择.家族企业模式也不是中国企业做不大的原因,而恰恰是中国企业试图做大的一种独特方式.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研究——基于控制权视角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萎缩,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骤增。以2011—2014年中国A股市场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从控制权程度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家族的控制权程度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控制权程度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与我国家族企业目前尚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治理模式、产权结构和管理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恶劣的国际市场环境因素叠加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生根见效以及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持续提升党的生态治理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为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环境保障"的宏伟目标;坚持生态治理深化改革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持多边主义生态治理原则.     

国外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动态

上世纪90年代起,家族企业研究开始进入繁荣期.作为影响家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从家族企业治理的主题、结构、非正式治理、动态性和家族企业董事会五个方面对目前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治理的制度解构

作为一种相机抉择,信任治理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产生必须基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人才机制、企业文化以及信任媒介的基础性保障,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演进必须基于授权机制、革新机制、沟通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评估机制的合理配置,而家族企业外来经营者信任的退出则须借助于风险防范、利益协调以及失信惩罚等制度方法.     

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市场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创新

现代经济中的企业和市场相混合的特征性事实,使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市场治理结构作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来研究。考察宏观经济之微观制度基础的市场治理结构,可以在制度不既定和制度既定两种不同的分析前提下展开,体制转轨下的制度安排创新是在制度不既定的背景下实现的。本文在对涉及制度研究的一些经典文献作出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制度不既定条件下市场治理结构的重塑有可能会遇到的若干问题,将我国的制度安排概要地划分为三个层次,研究了制度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要求的关联问题,并着重分析了这些制度安排对契约制订、执行和仲裁过程的一般影响。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诊断与四元治理假说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体制转型往往是欠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增量发展,但服务业及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依旧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病"是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联系的,并在形式上表现为外资排斥本土、计划排斥市场、工业排斥服务业、低端排斥高端的现象。由于四大排斥效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性问题,就使得单纯以"强化市场竞争"或"加速对外开放"为目标的分类体制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认真探究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的微观动力学内容,正确处理以四元主体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垄断国企与竞争民企"、"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四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医治服务业"体制病",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不仅仅是价格和市场结构乃至产权关系的改革,更需要形成以"四元治理"为核心的体制变革思路。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

教师参与现代大学治理是高校教师的法定权利,这一法定权利的享有与行使是关涉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问题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教师参与"的内涵与外延上都存在原则性纷争。"教授治校论"者认为高校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管理权的范围应该涉及全校事务;"教授治学论"者则主张将高校教师的管理权仅局限于学术领域,其他事务不予干涉。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权力配置失衡,学术权力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在于重塑现代大学理念,确立教师在学校管理与决策中的权威地位,构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实行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这应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持有的价值取向。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制度模式的选择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发展，要走现代化道路。社会发展必然采取一种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形式，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和基础性的制度模式也只能是市场经济制度。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且从本质上说明“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清除了思想障碍，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家族式企业为什么会存在

“家族拥有”是我国私营企业的重要形式。本文着眼于经济、社会、文化和企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 ,考察这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形成机理、合理性及其管理效率。作者认为 ,家族式企业的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