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谈判的由来、实质和影响

我国史学界根据常规以军事冲突为主线,将中法战争的界限确定为,始于1883年12月16日的山西失利,终于1885年3月下旬的镇南关大捷,对此前或此后的各种活动,都作为“附件”,似已约定俗成。其实,法国当局围绕越南的主权、地位等问题向清政府施展的外交攻势,至少可以上溯到1881年秋。较为世人瞩目的有曾(纪泽)法(法来西纳)谈判、李(鸿章)宝(宝海)谈判、李(鸿章)脱(脱利古)谈判、李(鸿章)福(福禄诺)谈判、金(金登干)茹(茹费理)谈判等。这些谈判往往左右战局变化,甚至影响政局起伏。由于这些斗争大都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外交语言表述,或以绝密方式传递,不少内幕在当时固鲜为人知,即百年之后仍未充分披露,因而一向被视为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某些正确结论,很难说不无偏颇。我因工作之便,接触中法有关档案的机会较多,感触较深,特就1882年11月下旬在天津进行的李鸿章与宝海谈判的背景、实质、撤使毁约的内幕和影响等作些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落后就要挨打──克里木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比较随想

19世纪50年代在欧亚大陆爆发了两场战争──主要战场在俄国克里木半岛的“克里木战争”和战事在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结果：前者，俄国被英法两国打败，1856年3月，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俄国从此失去了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后者，中国被英法联军打败，1860年10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比较这两次战争，俄、中这两个欧亚大国在战争中先后被英法联军所击败，其原因有共同性：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是两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俄…     

揭开“谁主张谁举证”的面纱——论WTO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从WTO十一年来关于举证责任的司法实践看，DSB的实际做法和它标榜的“谁主张谁举证”有相当的不同，分析典型案件可以看出，此类案件是在“谁主张谁举证”面纱下，DSB分配举证责任的“条约识别”模式作用的结果，“条约识别”模式有其现实意义、法理基础和标准。本文对中国在WTO争端解决举证中应当采取的策略提出了建议。     

略谈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对于晚清和近代中外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所谓清政府不加抗争地轻易出让最惠国待遇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当时清政府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因不同的优惠内容而不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订立天津条约到清末，中外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的特性发生了三个显著的重要变化：一是特定的最惠国条款衍变为一般的最惠国条款；二是除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外，出现了双方最惠国条款；三是从无文字规定到以文字明确规定最惠国条款的附加条件。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屈辱地位。从经济上看，最惠国待遇的片面性特质在当时对中国的危害并不严重和明显，对中国造成危害的，是最惠国条款本身，它的均沾性本质。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给中国的经济和外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使列强结成了侵略中国的“神圣同盟”，中国的外交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论立法目的类型划分与适用

立法目的是一个灵活多变且颇具有争议的概念，看似清晰，实则不清。立法目的解释涉及法律适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法官就立法目的无法达成一致，必然影响类案类判的裁判逻辑，消解法秩序的统一。立法目的可以类分为直接立法目的、隐藏立法目的与整体立法目三种类型。法律文本是获取立法目的最直接、最有效论据，规范主义下应当优先适用法律文本所体现的立法目的。法律文本的荒谬是隐藏立法目的运用的前提，隐藏立法目的是立法者的规范目的，具有纠正法律文本荒谬的功能，可借由法律体系推定与通过立法史查找，在缺乏相关论据时，法官可对立法目的想象性重构。立法目的条款是法定的立法目的，用来表明立法者制定整部法律的精神与目标，具有外在体系的形式特征，但本质上仍属于内在体系的范畴，具有抽象性、开放性与评价性特征，多用来价值宣示，缺乏规范的逻辑结构。立法目的条款司法适用可类型化为作为法律解释的“目的要素”、作为规范目的解释恰当与否的“判断标准”,以及作为法律漏洞的“填补工具”等场景，并且应当遵循目的层次适用规则。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美国经济胁迫的特征、国际合法性及中国应对

经济胁迫本质上是一国利用经济力量来影响他国内政外交事项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霸权主义为导向，以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为基础，以维护“人权”“安全”等为借口，以国内法律制度为依托，对经济工具的使用凸显胁迫特征。美国经济胁迫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相冲突，且可能违反美国在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无论是其所宣称的对经济主权的行使，对“人权”“安全”等的维护，对反措施的援引，还是国际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均不足以作为其行为正当化的事由。美国经济胁迫已对他国的合法主权选择乃至全球多边体系造成严重影响。对此，中国需澄清何为经济胁迫，明确表达立场；充分发挥大国作用，坚持以多边形式解决问题；完善国内立法，适时采取反制措施。     

从《沧浪诗话·诗辨》的等次排序看严羽的“诗性”自治观

等次排序是《诗辨》文本中存在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对它进行深入和详细的分析，并顺着以“识”为主、“识”的内容、“识”的途径、“识”的境界这样一条线索，可以看出严羽充满意识形态倾向的“诗性”自治观。     

冷战逆行者：1957年台北刘自然事件始末

1957年3月20日深夜，刘自然被驻台美军雷诺兹两枪毙命。被害人就职于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被凶手指为偷窥狂。六十年过去了，整个事件依旧事实不清。刘自然是以雷诺兹“家附近潜行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军法庭上的。雷诺兹被宣判无罪，翌日就被安排回国。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愤怒的台北市民在其回国的那一天冲入美国驻台“使馆”，捣毁物品，焚烧了“使馆”。对于华盛顿而言，台湾与其说是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不如说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台湾民众对未来不知所从，犹如弃儿一般。蒋介石则一直强烈要求反攻大陆，他的伞兵计划刚刚被美国政府所婉拒。蒋经国与北京方面的联络被中情局侦知，更增加了华盛顿的猜疑。尽管蒋氏并未蓄意策动反美运动，但长期积聚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在冷战的高潮中爆发了出来。     

论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曾纪泽，字刚，在清未曾担任英、法、俄三国公使。反对外国侵略、维护民族权益和尊严是其外交思想的核心。他的主要贡献有：成功地改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提出了“邦交不可常恃”的清醒主张、为抗法护越而积极主张“保藩固边”等等。其主要外交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     

论《民法总则》第111条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益立场

《民法总则》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文本表述缺乏法定权利的规范外观，其司法适用样态也反映出个人信息侵权难以独立发生。与德国个人信息自决权的“目的性权利”理念不同，我国个人信息的完全私权化既不现实且不必要，应通过保护个人信息这一“工具性法益”，实现《民法总则》第111条中的“信息安全”价值。该条的核心内容“非法”是违反保护他人法律过错认定一般理论向该个别条款的逃逸，《民法总则》第111条由此成为“空心”转介条款，但同时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民法典分编相关内容应承接《民法总则》第111条确立的法益保护路径，以信息安全为目标，结合我国信息利用与保护现状，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标准。     

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对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认定——基于诉的利益要素的视角

法院在适用“对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条款否定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诉的利益时，存在着与“不具有利害关系”和“不属于受案范围”混用的现象。从文本分析可知，这3个条款分别对应着诉的利益的3个要素，在立法目的上应为平行规范。现行规范表述上的交叠导致法院适用时的困难，亦导致了对相同性质的信息适用不同的规则。此外，在裁判中还存在裁判方式选择不当与论证不充分等现象。因此，亟需在司法实践层面采用狭义的诉的利益，明确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为权利保护必要性，并以指导案例的方式加以确定，以解决实践中的上述问题。     

杨亶骅《古本大学辑解》与晚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晚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一条主线。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晚清朱子学阵营对此问题的回应和关切，而对势单力薄的王学阵营的立场少有关注。这就难以整全地呈现晚清“朱王之争”的理论图景，故以晚清王学护法杨亶骅为切入点来弥合这一缺陷就显得尤为可行和必要。杨亶骅沿袭“依经立言”的学术传统，围绕“朱王之争”的焦点《大学》文本，积极介入和回应这一时代思潮，以“拒斥朱子改本”、“分三纲领者失之”和“八条目只是一事”为学术诉求，显豁出逆主流思潮“尊朱斥王”的“伸王抑朱”的学术特质，着了晚清重振阳明心学的先鞭。这不仅为阳明心学在清末民国的再度登场起到倡导和赓续之功，也以王学融摄朱子学的独特形式为朱、王会通提供新的方案，成为全面构筑晚清“朱王之争”理论图景和学术谱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清代地方志中的《唐蕃会盟碑》汉文文本及其价值

见证汉、藏两族历史友谊的“唐蕃会盟碑”，至今已存一千一百多年，但碑刻的铭文已缺失严重，无法识读。清代地方志中保存了两份“唐蕃会盟碑”文本，是时人据碑刻西面右半部分盟约的汉文而录。这两份文本虽有缺陷，但对解读今天弥漫不清的碑文仍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兼答张亮同志

《福建论坛》1998年第4M发表了张亮同志的《谁的‘思维着的新世界观’——评丛大川先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以下简称张文），对此我深表感谢。张亮同志对我的批评是真诚的、中肯的，对我学风的评价是切实的。他激励我克服自己的大胆有余、严谨不足、忽视实证、强调想象的治学倾向。“关于国民经济学”，我较早直觉地认识到这才是马克思哲学更重要的深层理论来源，当时我主要是就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扬弃而获得这一直觉性结论的。随后我读了张一兵清同志精细的文本解读和认真地分析比较，深感这是一…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抗争：对斯科特理论的反思——以塘村修建祠堂为例

本文以塘村组织修建祠堂为案例，展示弱者进行社会抗争的策略及博弈过程。弱者采用“隐藏文本”下的利益表达、“搭便车”、 “韧武器”等策略来制止决策实施。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社会抗争与村民的弱势地位有关，但弱势地位并不一定是村民进行抗争的“武器”，村民抗争手段的使用与他们所追求的抗争目的关系更密切。底层社会抗争须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审视。这是对斯科特理论视角的一个修正。     

日本所藏孤本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考略

明宣宗为训诫外戚恪守臣道，令杨荣从历代正史中摘抄有关外戚的史料，收录从汉到元外戚七十九人，分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两类，汇编而成《御制外戚事鉴》。全书五卷二册，图文并茂，十分精美。此书长期以来仅限于明廷赐给外戚，外间流传不广，虽经弘治年间内阁翻刻，但到明末此书已难寻觅。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也只求得天一阁所献两卷钞本，故录入存目类。现今在中国初刻本、钞本皆不存，唯日本东洋文库尚存一部初刻本，十分珍贵。     

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杨少衡中篇小说集《林老板的枪》解读

官场小说的传统在汉语文学中可以上溯至晚清的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及至新时期，则有改革者小说、反腐小说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潮。可以看出，一旦政治的高压松弛下来，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便“供需两旺”——在创作冲动与阅读需求两方面都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