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朝慈善事业初探

魏晋南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主要表现为官方主持的慈善事业、个人行为的慈善事业和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三个方面。该时期的慈善事业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 ,产生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官私慈善机构———狐独园和六疾馆 ,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 ,慈善活动形式多样等自身若干特点 ,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魏晋南朝诗歌宣叙意象的美学特征

魏晋南朝诗歌的宣叙意象是以叙事和讲述抒情主体的心理、行为、动作为主的意象，它是对《诗经》中“铺陈其事”的赋象的扩展；它与汉乐府最显著的区别是意象由叙事结构发展为一种抒情结构；同时，以抒情、议论和哲理抒发为主的宣叙意象也在本时期大量涌现。魏晋南朝的宣叙意象是一种具有隐喻功能的音乐性意象，它以叙述的灵动、跳跃形成旋律、节奏的律动与气势，它比《诗经》、汉乐府中直书其事的赋象更加形式化、符号化     

试论魏晋南朝选官重才渐胜于重德

中国历代选官标准，不外乎才与德之二端，只是不同时期侧重有所不同而已。汉代固然求才，但德行好坏更能影响仕进；魏晋南朝也重德，但选官中对才的重视逐渐超过重德。这是当时官僚政治的复杂化及社会、文化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决定的。     

魏晋南朝有闲阶级的消费观

魏晋南朝的有闲阶级,指不从事劳动生产却大肆进行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他们居于统治地位,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积累起大量物质财富,并通过奢侈和炫耀性的消费使财富和权力得到证明,其奢侈炫耀性的消费表现在饮食、妆饰、畜养奴仆等方面.动荡的社会,玄学的盛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奢侈和炫耀双重意义的消费的形成亦产生重要影响.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

“村”的出现是魏晋南朝时期地方结构的一大特色。村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具体的时代因素。南朝的村形制各异,规模非一,与其来源形式的多元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南朝时期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与功能分析

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是魏晋南朝时期都督管理诸多方式中的一种。曹魏时期仅有都督与监两个等级,督这个等级是在东晋初期才出现的。都督的三级划分,为王朝管理都督的职位等级提供了灵活便利的手段,首先,可以用以区分都督区的等级,其次,可以显示任职者的身份高低,再次,可以用来赏功罚过。对这一时期诸多都督管理方式进行探讨,有助于丰富对都督制的认识,也将为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南朝墓志书人身份辨析

南朝墓志书人身份辨析邵磊在中国历史上，南朝是一个书法文化极其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热衷和倡导，文人士大夫们竟相以翰墨相标榜，以至于朝野上下，研习书法蔚成风气，这使得南朝书法在禀承了魏晋衣钵之后而更臻成熟和完美。其时书家亦盛，如刘宋时较著名的...     

刑法机能本体概说

刑法机能是刑法在其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和固有作用。刑法的规制机能是指刑法评价人之行为以及决定人之行动意思的机能,包括对社会一般人的规制和对司法裁判人员的规制两方面的内容。法益保护机能指刑法通过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生活中各种重要利益,进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机能,包括保护法益和维持社会秩序两方面的内容。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所具有的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维护公民的自由不受非法剥夺的机能,包括制约国家刑罚权与保障公民自由两方面内容。     

转型时期影响男女平等意识的因素分析

妇女问题的核心是妇女地位问题 ,因为这是一切妇女问题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 ,它不仅是妇女问题解决与否的主要标志 ,而且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男女平等的意识问题 ,属于人的观念范畴 ,对解决转型时期中国妇女问题中男女平等意识进行了分析和梳理 ,以利于更好地解决当下妇女问题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对消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的争议和模糊认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清末民初婚姻习俗的演变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变革剧烈,婚俗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西式婚礼的引进,妇女意识的觉醒和五四运动对旧封建礼俗的冲击使得新式婚姻仪式逐步要替代旧的婚礼仪式"。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婚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的有关规定,充分体现出妇女地位的提高已经成为可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女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男尊女卑的鲜明特征.但同时,中国传统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利益,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出了某种民主性.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女性由于种种原因,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进化.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论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三个问题

本文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即:(一)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实施以后自身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刑法司法解释对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实行以前。已有的生效司法解释正在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笔者主张,在这三种情况里都应该坚决贯彻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提出了立论依据。     

单位毒品累犯认定的刑法根据与适用

单位毒品累犯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刑法界迄今为止对之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 ,新刑法第 30、6 5、10 1、35 6条等有关条文都可作为单位毒品累犯存在的刑法根据。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单位毒品累犯不仅有单位毒品普通累犯 ,而且有单位毒品特别累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其认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符合有关犯罪、刑罚与时间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其处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遵守从重处罚原则     

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之我见

科研评价体制不合理是导致科研不端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刑罚不可能触动或消除这一原因。刑罚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它在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用刑法规制科研不端行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只有在道德及民事、行政的法律手段不足以抑制时,才能动用刑罚的方法对其进行惩处。而且,应该用理性的刑罚观对待科研不端行为,警惕“泛刑法主义”或“泛刑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