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从内嵌到内生：乡村合作治理变革新趋向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中国乡村的简约式合作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权力日益下沉，最终出现国家政权-乡村社会的吞没困局。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乡村治理发展的需要，技术治理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催生了事本主义的治理困境，弱化了政党整合乡村的能力。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政党“向前一步”，通过强化治理引领、重构治理体系和新铸治理形式等，强势地将政党因素持续内嵌于乡村社会。从总体趋势看，政党叙事的发展重心在于省思和优化政党行动，逐步从强调政党内嵌走向引导乡村内生，建设一个具有更强韧性的乡村社会，从而彻底超越传统的吞没困局。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比较视角下的俄国专制制度

专制制度作为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欧洲社会政治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化管理是现代化与改革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制制度的社会职能在于通过法律和强制手段实现民族一体化、统一文化和传统社会的社会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官僚体制的角色地位,它可以是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或者完全相反,成为改革的严重阻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揭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专制制度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一政治现代化包括权威的理性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较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的建设目标在富强、文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民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推进民主化进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政治学家和理论工作者呼吁强化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来自参与扩大后所带来的困惑。政治学研究表明,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参与的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化与之同步发展,往往会带来混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自主性:一个解释框架

从组织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在后发国家"应激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能否获得相对于国内各阶级的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政治条件.在现代化启动之际,国家政权需要能够有效摆脱传统社会中支配阶级的制约,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国家自主性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表现在,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行动能力的国家政权,是有效应对国际挑战、实施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并提供现代化所需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前提条件.     

宪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自治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公民自治权的实现能力和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真实的人权状态和民主程度,尤其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与理性发展是实现国家宪政的基石.笔者以城市居民自治为视角阐述公民自治与民主宪政的关系及自治内涵,分析我国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笔者从立法完善、重构自治组织结构、理顺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整合业委会和居委会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以期对推动公民自治权的实现,推进我国宪政进程尽自己绵薄之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现代化过程中的“习惯”重建——以梁漱溟为个案的研究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 ,习惯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在 2 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的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是较早地从民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讨论中国政治制度改造的思想家。他认为 ,要将一个缺乏组织系统的文化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必须从基层的农村社区做起 ,通过乡村建设 ,建立团体组织 ,造成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 ,培养农民的新型政治习惯 ,以奠定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他的理论 ,就是在今天也仍有着方法论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