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楚简的历史失忆及思想史意义——以上博楚简《鲁邦大旱》为例

上博楚简《鲁邦大旱》显示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下,孔子亦以"神道设教"来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子思与孟子既继承了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又批判地吸收了墨家的"天志""明鬼"学说。荀子认为思孟学派的神道设教的倾向背离了儒学的核心价值,遂对思孟学派提出严厉的批评。楚简《鲁邦大旱》、《五行》等蕴含神道、天道及神秘主义思想的简文之所以失传,其根本原因在于简文的思想背离了儒学的核心价值。《鲁邦大旱》的历史失忆揭示出,思想史既要关注精英人物的思想,又要注意到社会民众的一般思想。研究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演变,既要关注本学派思想的内在理路,又要注意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批评。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序

历史学的萌芽以我国为最早,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已有史官的设立和历史的记载。孔子编述的《尚书》和《春秋》就是取材于官府所藏的档案和各国的史料。《尚书》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包括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文献。《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记载,上起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讫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孔子撰述《春秋》,不仅依据鲁国的史书,而且又与左邱明参观各国的载籍,进行查核的工作。后世有人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认为孔子不是作《春     

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简称上博简)陆续公布后,其《诗论》作者问题遂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大致形成了孔子作、子夏作、接受春秋《诗学》的人所作三种代表性观点.对《诗论》作者的考察应把握两个关键:第一,隶定""作"孔子"还是"卜子";第二,确认""的言论是否贯穿《诗论》全篇.研究发现,有三条证据可以证明""隶定为孔子无疑:其一,《鲁邦大旱》为""隶定"孔子"找到了铁证;其二,战国铜器简帛合文为""不能隶定"卜子"找到了旁证;其三,先秦传世文献为"卜子"与"子夏"的关系找到了反证.仔细解读《诗论》文意可以发现,""言论确实贯穿全篇.因此,孔子为《诗论》作者不容质疑.     

孔子与阳虎

阳虎是春秋末年鲁国季孙氏手下的一个家臣,曾和孔子多次发生关系。科学地分析孔子与阳虎关系,可以有助于对孔子的评价。阳虎,《论语》中称阳货,鲁国人。其住址与早年事迹不详,只知他有一个从弟,名叫阳越。从他曾担任季氏的家臣来看,其出身当非贵族,至多不过属于士阶层。关于他从何时担任季氏家臣,史无明文记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士时,他已担任季氏家臣,而孔子当时的年龄只不过二十岁左右。按孔子二十岁时,为公元前532年,阳虎被赶出鲁国为鲁定公九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郭店儒家竹书思想新论——以孔子为中心

在《尊德义》篇中，孔子提出了“尊德明伦”的道德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主张。在《六德》篇中，孔子提出了六位说和三大法说，系统地总结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位分伦理学说。在《成之闻之》篇中，孔子提出了求己反本的修身哲学，并将天常与六位贯通起来，意义重大。在《性自命出》篇中，孔子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重大命题，贯通了生性和天命两者，构建了性命论学说，为儒学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石。在《穷达以时》篇中，孔子对时命与德行作了分判，高度肯定了德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唐虞之道》篇中，孔子提出了“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尧舜王道的政治理想。总之，孔子思想在郭店儒家竹书中得到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体现。     

孔墨显学对立的阶级和逻辑意义

孔子和墨子都是鲁国人。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保存西周哲学遗产、文献材料最完整、最丰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鲁,“观于周《乐》”;《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     

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

<正> 《国语·鲁语》载孔子对季康子说:“若子季孙欲其法,则有周公之藉矣。”《左传·哀公十一年》也记有孔子同样的话,惟是“周公之藉”作“周公之典”。历来评论孔子的人,多以此为据,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效法“周公之藉”,要求恪守“周公之典”,那末,他是顽固地站在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妄想复辟“藉”这种残酷剥削奴隶劳动的奴隶制,该属无疑的了。这实在是对孔子思想的严重歪曲。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