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多民族社区认同研究——基于甘肃省合作市Z社区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给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形态、文化、功能等方面形成了冲击。城市多民族社区因为缺乏内生的应对能力,发展呈现出"脆弱"的状态。培育社区认同,应当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摆脱发展"脆弱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对甘肃省合作市多民族聚居的Z社区的实地调查来看,社区认同缺失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普遍遇到的问题,因此,应当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社区认同,以期真正实现城市化与城市多元治理,实现城市的稳定与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包容性规制：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的转型逻辑与推进路径

针对我国城市边缘社区环境治理薄弱的状况，文章提出以包容性规制推进环境治理转型，实现边缘社区环境善治。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逻辑涵盖价值、制度、结构、过程、转向维度，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与社区治理的包容性有机结合，兼顾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社会公平性，强调党委和政府是环境规制体系的设计者、协商谈判的组织者、治理秩序的维护者、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注重环境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价值包容、利益共享、效能提升，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权益。包容性环境规制转型推进路径上，须构建全过程包容性规制体系，建立资源充足稳定投入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培育包容性社区文化，促进智慧社区治理。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城市社区治理离不开共建的多元参与、共治的联动与共享的目标成效。福建省福州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在党建引领、提升社区居委会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社区自治、治理主体均衡发展、联动共治机制以及法律、人才保障方面还存在制约和瓶颈。推动城市社区治理,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自治机制,优化共建结构,建立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从而提升共建共治共享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水平。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以上海YJ社区基金会为例

作为一个“舶来品”，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其自身融入社区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也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创新路径。对上海YJ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表明: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传承并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还需处理好与政府、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包容与民主"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事关人民生活福祉与国家长治久安。在“社区碎片化”等社会事实下,社区治理亟需寻找新理论与新方法为治理创新提供动力。文章认为,世界著名协商民主理论家艾丽斯·杨的著作《包容与民主》中的理论可以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相关理论启示:第一,协商民主用以取代聚合式民主为冲突提供合意的解决方法;第二,培植拒绝排斥、鼓励包容的包容性政治沟通来促进社区团结;第三,以“差异性团结”原则来调解社区中人与人、主体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包容与民主理论为摆脱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良好的启示,但其具体的应用效果仍需要实践的检验。      

应急管理背景下的基层社区社会舆情引导研究

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以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给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方向和新命题,也对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特别是完善基层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和现实支撑,是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第一线,更是信息传播、舆情形成、舆论引导的最前沿。鉴于此,在深刻认识基层社区社会舆情传播具有场域全覆盖、途径多方位、方式宽领域等特殊形式基础上,全面把握基层社区社会舆情表现出的小散点特征、生活化特点和多样性特色,针对性做好基层社区社会舆情的“导向”“方向”“动向”“风向”“取向”等合理引导和有效应对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在稳定社会心态、凝聚思想共识、服务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功能,为提升社会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社区舆情环境,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作用重大。     

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     

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及其化解 ——基于对湖北12个社区的调查

社区治理从“政府行动”逐步转向“社会行动”,以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已成为共识。然而,通过对湖北省12个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治理责任和治理能力错位阻碍了两者的转换和结合。这种错位集中表现在主体错位、认知错位、关系错位、职能错位和考核错位5个方面,错位的主要原因为社区行政化严重和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由此提出社区治理责任与治理能力错位的化解路径：减少社区行政责任,实现社区职能归位;增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效益。     

中小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原因及改进——以忻州市开莱国际社区为例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的治理不仅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有密切联系,还关系到基层的和谐稳定,与居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社区内的老年人群体作为居民参与的重要力量,其参与程度和参与效果对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城市受制于自身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和资源限制,其老年人群体的社区参与效果不佳。忻州市作为典型的中小城市,其老年居民的社区参与呈现出参与感薄弱、对社区事务知情度不高、参与层次较低和缺乏参与的条件和保障等问题,需要通过引导老年居民转变观念、完善社区建设以满足老年居民的参与需求、转变政府职能这三条途径来加以促进和保障。     

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聚居社区秩序构建探析——基于北京魏公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和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由多民族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社区秩序构建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议题。北京＂魏公村＂是一个由典型的穆斯林聚居社区逐渐演变而来的现代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对魏公村社区的历史记忆、社会构成以及秩序构建中的文化认同与治理困境进行分析,探究魏公村社区的社会治理与秩序维系对于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多民族构成社区的社会管理与秩序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过程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基于参与治理的过程视角，上海P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前期针对需求发现的社校合作策略、参与中期基于优势视角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以契约及平台为基础的协同共治策略、参与后期基于过程目标和社会影响力维度的效应评估策略，为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现实启示。     

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

在和谐社会中，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社会、企业三个主体性因素；提出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形态应当是以执政党为圆心，在执政党的外围是国家行政组织，再外围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社区组织，最外围是社区中的企业和精英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