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具有“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这一特征揭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用。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CGSS2008-2013数据,在时间维度下构建赫克曼二阶段选择模型和纳入交叉项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男女两性之间“农转非”的差异化路径及变迁,及其带来的收入回报差异。在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以2008年数据为基数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平衡时间跨度带来的货币购买力差异。数据结果表明,男性主要通过升学、招工等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女性则更多地通过征地、婚姻等政策性方式实现“农转非”;但改革开放之后,女性通过选择性方式实现“农转非”的比例明显上升。在收入回报层面,女性“农转非”带来的相对收入回报显著高于男性,但这一效应只存在于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农转非”群体中;此外,非农户口的收入回报效应在户籍改革得以深化发展的当下逐渐式微,并且就男性而言,这种削弱作用更明显。最后,文章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解释框架对计量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阐释。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性别文化差异给跨性别文化交际带来的矛盾与困惑

男性和女性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存在着语音语调、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性别语言差异源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心理特征、性别角色、社会分工、社会偏见、以及权势和支配欲。性别差异不只是生物学上的差异,而主要是一种文化构建。不同的性别角色促使男性和女性获得各自的角色行为,成为不同性别文化的成员。性别文化差异势必导致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规则、交际风格、交际方略、心理定势、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为两性之间的交际带来困难。只有了解不同性别的交际规则和交际方略,培养对容易导致交际失败的交际规则的敏感性以及性别文化差异意识,才能克服性别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交际失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全球化与场域精神：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文化定制”逻辑

全球化的故事并非文化的同质化。麦当劳在东亚城市的推进过程中,更多的是“文化定制”的结果--麦当劳所传递的不是完全同质化的美国文化,而是美式文化内核与地方文化生境碰撞而产生的特殊的全球地方化经验,其在东亚这个特定的文化场域内遵循着一整套的行动逻辑。地方文化虽然在成长,但总体上被全球文化所裹挟并吞噬。需要关注的是,麦当劳极具技巧地引导地方在参与“文化浅层定制”的过程中,逐步由“文化自觉”转变为“文化不自觉”。要启发地方由“文化不自觉”回归到“文化再自觉”,必须反思以乡村为主体的“文化自觉”类型本身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表达的有效性和代表性,城市和城市人的文化自觉应被予以更多的关注。     

“五四”性别启蒙的策略与困境——以“李超之死”为中心

女高师学生李超之死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事件。男性知识分子借此事件的讨论拓展了女性问题的言说空间,并将妇女解放与启蒙话语相结合,使新女性的形象构建成为现代性想象的一部分,显示了男性知识分子在女性问题上的言说策略与主导地位。而五四女性在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依违离合的处境,不仅凸显了个人身份认同与转型时代之间的矛盾,更呈现出五四时期社会性别问题的复杂内涵。     

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

在身体社会学的理论背景下,本文关注女性乳腺癌问题。基于对14位有乳腺癌经历女性的深度访谈后发现,经历乳腺癌女性的身体与其说是一种患病的身体,不如说是一种被视为残缺（了乳房）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残缺”表现在身体机能与感受（疼痛感与行动受阻）、身体形象（掉发与切乳）、个体认同（患者身份、女性身份及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和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本文展现了女性在经历乳腺癌的过程中（尤其是被切除了乳房之后）如何面对、管理被医学与社会标定为“残缺”的身体,如何努力恢复身体和“正常”的亲密关系;表达了身体从医疗空间走向社会空间时,“残缺”感与正常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以及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多重性与政治性。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Defamation,gender and hierarchy in late medieval Yorkshi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late-fourteenth-century defamation suit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court of York to demonstrate the granular nature of gender identity and homosoci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cross status groups. In this case, a dispute between two gentry families developed into an accusation of sexual dishonour against the father of an unmarried pregnant woman. The analysis of networks of homosocial interaction reveals the gendered composition of reputation and identity at the social level. Male anxiety solidified around honesty in sexual and personal dealings, while concerns about social and religious status arose as the scandal became widely publicized. The study qualifies works on masculinity and insult in late-medieval society, demonstr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sexual honour and speech in men’s disputes over reputation.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patriarchal authority could be enforced through control over the sexual activity of dependent men. Despite the involvement of gentry and lower aristocratic parties, the perspectives of women and non-elite men are visible and reveal the limits of patriarchal control in gentry households. Thus, the article delineates the nature of disputes between elite and lower-status men, tracing the boundaries of reputations, as well as their prote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periods of conflict.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城乡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此外,本文检验了女性的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在城乡与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通过将调查数据与市级统计数据匹配,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农村地区,现代化水平的不同会造成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影响的地区差异。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较强,而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议价能力更容易受到限制。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Gender and health among older people: What is the role of social policie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how social policies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health among older people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The study is the first to take a comprehensive view on the role of social policies in connection with gender inequality in health among older European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poor self‐rated health and limiting long‐standing illness was investigated in a multilevel framework. Cross‐level interaction effects showed that more generous minimum pensions, higher spending on eldercare and a higher degree of eldercare formalis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relatively better health among women, while more generous standard pens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relatively better health among me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olicies directed towards older people are not gender neutral; rather they are likely to affect men and women differently. By sha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s well as of unpaid work, social policies can contribute to either strengthening or weakening the link between gender and health.     

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 JSNet全国数据

本文使用2009 JSNet全国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作用的变化及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小,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大;第二,体制外部门两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没有差异,体制内部门男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小于女性;第三,男性的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无论在体制外部门还是体制内部门都高于女性。综上所述,对于女性而言,其所拥有的网络资源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消减;对于男性而言,其所拥有的阶层网络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提升。因此,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背景下作用的变化,两性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女领导的临界规模与组织性别歧视现象——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配额制的有效性问题出发,探讨组织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与性别歧视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临界规模理论的假设,即团队里某一社会特征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将给该社会类别的境遇带来具有显著意义的改变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组织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达到30%能够有效减少性别歧视现象,这种作用在政治、经济和研究领域以及体制内外组织中均存在,但有程度上的差异。此发现不仅从实证角度检验了临界规模理论,而且为在政策设计中增加领导团队中的女性比例提供了支持。     

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1.38倍;同时,互联网溢价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90.6%。此外,本文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关。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本文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和机制。     

城镇化背景下的家庭农业与乡土社会——对内蒙赤峰市农业经营形式的案例研究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只有老人和妇女留守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将如何转型,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服务将如何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无疑会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而规模化服务并不以土地的集中和小农经济的消亡为前提。乡土社会网络降低了农业规模化服务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在农村乡土社会面貌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服务的规模化,从而建立了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