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土地转出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和风险预期两个层面,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8.1％的农户对转出土地表示满意,31.9％的农户表示不满意.农户受教育程度、单位土地面积租金、农户流转土地的数量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户流转土地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土地转出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而农户对土地经营风险的预期对其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论新疆建设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

建设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可以解决农民经营权与生产性投资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农户经营规模与现代科技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农户经营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土地产权不明晰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农民的主体地位与民主权力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制度创新与地缘文化之间的矛盾。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四大问题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所有权不明晰、农民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土地收益权不完整、农民土地处分权不充分等问题。应从明晰土地所有权主体、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民土地收益权、丰富农民土地处分权等方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完善。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先根据人地关系的变化进行土地调整,还是自动顺延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阻断了农户在承包期内调整农地的机会,同时推高了农户二轮承包到期后调整土地的愿望和预期,正如过去几年推行的农地确权因与农户的调地意愿有距离而在不少地方遭受冷遇那样.那么,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做好政策衔接.当然在政策衔接中,我们更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他们的主体地位,并为地方的因地制宜和创新尝试留出空间.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在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 ,“公司 +农户”作为其核心的组织方式 ,在全国各地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 ,在“公司 +农户”的组织方式中 ,存在着公司与农户地位不平等、交易不透明以及利益分配不公平等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 ,引入更多的合作机制 ,加快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中国与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组织之比较

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农户.然而,在农民家庭与农户的一致性程度方面,中国与欧洲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布较为分散,两者的一致性较高;而欧洲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集中,农户中包括了较多非家庭成员,两者一致性相对较低.在由于制度、耕作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而引起的对农户间合作的需要与合作社会形式方面,以及以村落为分析范围的社会中间组织方面,中国与欧洲也是不同的.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及变革方向

当前农地产权残缺的直接后果是农户承包权缺乏安全性和排他性,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也不利于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物权法》在农地产权界定上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规定"集体"及"集体成员"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和模糊依然如故,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形势不容乐观。今后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有永佃制。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样化的制度分析

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样,有专业协会、合作社,也有股份合作社,它们在带动农村产业化发展,连接农户和市场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呈现的多样性,在组织结构、功能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组织产生的宏观制度原因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合作组织的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行为导向。这些差异使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很多方面偏离了国际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     

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基于广东农户问卷的实证分析

农户的产权行为能力对其土地流转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农业经营能力优势的农户倾向于保有农地,而具有非农就业能力优势的农户则倾向于转出农地,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出现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农户专业化分工对推进农地流转的政策含义。     

中部崛起与中原崛起座谈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

河南作为农业、经济和人口大省,既有率先在中部实现崛起的诸多有利条件,又有许多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必须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营造中原城市群、抓好“三农”问题、加强与区外联系等手段,实现中原的崛起。     

资本下乡、要素置换与农业生产体系转型

农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职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逐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下乡"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雇佣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身份的蜕变和"大资本"功能的转换,管理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农业企业对"职业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管理等方面.目前,在"资本下乡"引致农业生产体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农民与农业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应有权益,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解析

1993—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农村、农民、农业以及"三农"综合问题等四个方面。农村问题的研究项目数量最多,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发展与改革建设、农村政治民主与法治建设、新农村建设等九个方面;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工问题、农民素质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等方面;农业问题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农业发展、农产品及土地问题;"三农"问题的综合研究涉及中国历史、应用经济、经济理论、人口学和党史党建等学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也存在重复研究多、跨学科力度不够、研究人员水平不高等问题。     

突破农业两大难题:粮改与土地流转

在中国国内农业格局大调整和中国成为WTO成员国的背景下 ,农业制度因素越来越重要。从近期看 ,需要重点突破两个方面的传统农业制度 ,即在粮食流通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从而为 2 1世纪初期新一轮农业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好基本的制度准备。本文跟踪分析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进展和土地流转新的形式 ,提出了加速粮食购销市场改革和促进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思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新型农民组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成官员的“形象工程”;增进农民的福祉,不能搞成劳民伤财的“害民工程”;农民才是新农村建设事业真正的主力军,不能搞成专家学者的“明星工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需要有具体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个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农村建设时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设新农村,需要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创新,以保证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合作问题研究

对于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政府、学界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对于怎样合作，如何建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问题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分析了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异化、农民公共服务合作“难产”的原因，通过两个案例评述，认为外部力量介入对促进农民合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外部力量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缺失；在当前反哺农业的财政政策条件下，应把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合作文化建设整合为一；但不同地区外部力量介入的方式和目标是不同的，不可“一刀切”，农民作为合作主体的实现，需在操作层面予以重视。     

朝鲜农村政策调整:回顾与思考

据外电报道,朝鲜从2004年春季开始在部分合作农场试验性地引进了承认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对此,人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本文认为,回顾朝鲜农村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试行家庭承包制一方面延续并深化了以往的农村政策,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朝鲜城市经济政策调整有着很大的关联。如果朝鲜能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注重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推行家庭承包制则是其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必将为农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宋代牙人与乡村经济的市场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经济走向市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化,广大农民从国家束缚下解脱出来,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出于逐利的目的,纷纷走向市场。而适应小农进入市场的需要,牙人这一职业群体在宋代迅速崛起,有力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