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法律关系构造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既不可能在法律上分离出承包权和经营权,也不能派生出其他用益物权,进而土地信托财产权不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权人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信托财产是所有权人以信托合同设立的土地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经营权是集体土地的一种经营模式,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债权。土地信托法律关系的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分别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信托公司。土地信托的设立与运行需要明确法律程序,保障受益人成员权的具体化实现,同时保障受托人的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模式下,土地证券化是第一步,而进一步探索农民股东化是题中应有之意,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     

从合作化到集体化:关于农业合作理论的演进及其现实考察

根据马克思的"农业合理化"理论,合作制和集体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两种不同组织形式,分别与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对应.在社会主义初期,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以承认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为基础的合作制是必要的过渡形式.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马克思"农业合理化"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后期的实践中却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急于求成地推动合作制向集体制转变,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合作社占有"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国正在兴起的各类农村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推动农村合作的关键是迅速进行集体与个体农户土地权益的法律界定,切实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承认农户独立经营和民办民管为基础的农业合作,应该成为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最基本形式.     

“三权分置”下的征地补偿费分配问题研究

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衍生了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农户承包权的承包收益权、源于土地经营权的经营收益权。在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巨额的土地补偿款作为土地收益的集中表现形式,在集体与农户以及不同权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三权分置"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使村集体、普通承包农户以及承包大户(经营性农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补偿款分配差距,并有可能带来农户之间土地收益(收入)分配的非平均化,进而造成农户之间的收入分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意味着土地私有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否意味着土地的私有化呢?这是一个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为用益物权,不是土地私有化性质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转移的是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物权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部分权能,而不转移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目的是在农村土地用益物权制度下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而不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性质的土地(所有权)兼并型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和允许多种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将使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性质得益彰显,但不体现土地私有化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满足"三个不得"的条件.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土地经营权改革：爱尔兰案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权制度。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要充分体现国情农情，同时在权能结构和改革路径等方面参考他国经验。为改造传统农业和提高生产效率，人地关系紧张和推崇人文关怀的爱尔兰，通过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双重所有权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经营权制度。作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通过经营权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国家，爱尔兰案例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中国土地经营权改革有诸多借鉴：基于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经营权；通过试点改革，探索经营权的权能内容及改革次序；在推进路径上，以地方试验总结普遍规律，把政策创新上升为制度安排。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策与措施

当前影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土地产权的清晰性与稳定性不够.建构清晰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应进一步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赋予承包者完整、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另外,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长效机制,也是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举措.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确立起来的.主要形式是以农户家庭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经营制.即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将土地的经营权按人头平均分给农户使用.这种新型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离,改变了原来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民公社时期有名无实、残缺不全的农村土地制度.它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种创新,它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给农村经济带来深刻变化.农民因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和土地这种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主结合,从而焕发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论农户家庭承包制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本文从我国沿海地区的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现象出发，深入探讨了我国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本质和完善的必要性；提出了农户土地承包权在现实中具有所有权分割（分享）性质的观点；阐述了土地规模经营现象的内在机理以及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处理好两者关系的若干思路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的性质、法律特征及法权关系解析

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作为新的土地经营制度,作为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创新了土地产权安排,实现了资合和人合的统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股份合作社土地经营权分离的过程中,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股份合作制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管理信托关系。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至农民专业合作社之契合性初论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从农村集体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设计除了发挥土地物尽其用的作用之外,还内含着促进农民集体成员平等发展、共同富裕的集体属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在于通过互助合作提高农户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在追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效应的时代需求下,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设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价值取向上的契合性,应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至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国传统农地经营制度下的新型生产关系研究——基于“铁麦客”现象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小农经济模式正在发生悄然转变，集体所有的、家庭承包制下的雇工经营模式（如“铁麦客”现象）正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但成功解决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与小规模土地占有之间的矛盾，还在农村衍生出适应这种生产模式的新型经济关系。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政策过程及现实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历经了从均分化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再到家庭承包经营制和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复杂变迁过程，当前正沿着“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的方向而不断完善。但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产权不明晰等深层次问题，新时期土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为农民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土地要素的财产化、资产化，并最终为土地要素的城乡一体化和市场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民法理论上科学类型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更需要适应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当以增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健全“重在利用”的权利体系、拓展土地的价值支配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与农村居民身份分离为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产权问题的考察——与西欧中世纪农民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土地收益权、处置权诸方面 ,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自耕农实非私有制经济之性质 ,从而也谈不上所谓私有制意义上的小农经济之概念。并在与西欧中世纪农民产权方面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探讨了有关法律传统对中西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的不同影响。     

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被泛化的根源与化解路径探析

集体土地所有权产生的背景基础与社会功能定位是导致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被泛化的深层原因;现行法律规定的内在冲突是导致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被泛化的法律根源;现行财税体制及征地制度与供地制度之间的巨大利益空间是导致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被泛化的现实根源;社会性质和传统经济体制是导致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被泛化的体制根源;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是导致土地征收"公共利益"被泛化的直接原因;私权意识淡薄是影响土地征收范围的深层思想根源。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泛化的化解路径包括: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逐步缩小土地的征收范围;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切实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有效限制国家征地权。     

资本下乡、要素置换与农业生产体系转型

农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职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逐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下乡"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雇佣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身份的蜕变和"大资本"功能的转换,管理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农业企业对"职业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管理等方面.目前,在"资本下乡"引致农业生产体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农民与农业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应有权益,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理论

目前法学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物权,而且是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平等的独立物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并非传统大陆法系的私权,而是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于一体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