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议会主权":理论演进与概念辨析

现代政治主权的基本内涵是一种最高管辖权,依据一国宪法的规定由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加以行使;法理主权(即广义的"法律主权")则体现了对最高宪法权力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的承认,它与政治主权实为一体两面.因此,如同其他民主国家,英国的真正主权者是英国人民,依据(不成文)英国宪法,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分别行使各自领域的最高管辖权即政治主权,其中议会下院享有的最高立法权即狭义的"法律主权"实为英国政治主权的一部分;不同的是,由于传统形成的宪政特征,下院享有的最高立法权形式上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制衡.然而,下院既不是英国主权的最终拥有者,也不是它的唯一行使者.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法理分析

在中国当下"大立法"时代探讨立法权正当行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立法权正当行使具有两个重要内涵,即立法权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同时也必须符合特定时空赋予立法的时代精神.由于受到支配制定法发展的思想资源的影响,我们对立法权正当行使也有着几个明显的误解,究其根源,它们都忽略了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前提,即立法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对立法权行使的"过程"进行重新理解,应当在法的生成这个范畴中来理解立法权的正当行使.     

法学教授的立法角色突破:历史、技术与制度

立法作为国家的一种核心权力内容,由谁行使及如何行使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一般而言是由专制国家的君主及民主国家的议会等制度性机构享有立法权,但立法权并不总是掌握在上述主体之手,也会发生立法权限转移的现象,在一些欧陆法系国家中,法学教授具有功能意义上的立法权。法学教授立法权获得的背景因素主要有历史因素及法律技术因素,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力量在背后的作用。应当承认法学教授的法律专业技术是其在一些欧陆法系国家获得立法权的重要根基,历史惯性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或者政治权力作为最为关键的支撑性因素,那么,法学教授的立法角色也不能确立。     

立法正统性及其合理性问题——关于合法性理论的另一种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 (法律 )的道德认同和服从 ,是合法性的规范层面 ,即立法的道德合法性。从奥斯丁、凯尔逊到哈特 ,法律实证主义关于立法正统性的演进思路从反面印证了立法正统性存在的某种必然性。实际上 ,正统性作为合法性的规范层面是必要性的。关于立法正统性的研究方法应以价值分析法为主。     

国家主权理论探析

从国家主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出发,可以提出两个新概念:国家主权的本质与国家主权的行使。国家主权的本质是对国家主权的理论表述,国家主权的行使是对国家主权的实践表现。在国家主权发展的历史中,主权本质与主权行使不仅具有同一性的一面,而且具有分离性(矛盾性)的一面。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识以及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是基于对主权同一性的认识,而主权的困境则是由实践中主权本质与主权行使的分离性所导致的。区分国家主权的本质与国家主权的行使,有利于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所面临的困境问题。     

试论民族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立法体制主要包括立法权的归属、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权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在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谈谈立法体制及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无疑将对立法实践产生促进作用。鉴于近几年来立法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发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为此,我只想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着眼,就我国立法体制中的有关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主权和人权的冲突与调和——国际刑事法院困境探析

国际刑事法院的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然而当前国际刑事法院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遇到了困境,甚至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质疑归根结底涉及主权和人权的关系。主权和人权作为人类共有的普世性价值,两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但是两者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苏丹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刑事法院当前所面临的困境,而主权与人权的调和是解决国际刑事法院困境的关键。     

迟到的“革命”:英国人关于“议会主权”的一场争论

英国经典议会主权理论认为,英国议会具有最高立法权,法院只能服从而不能质疑议会的立法,议会后来通过的法令可以修改或废止此前通过的任何法令。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上述经典议会主权理论受到了欧共体法的最高效力和直接效力原则的挑战,由此引发英国人关于欧共体法优先还是议会主权至上的法理争论,围绕Factortame判案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形成了革命论和建构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革命早在英国加入欧共体时即已发生,经典议会主权理论的核心受到冲击,但这种革命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动摇英国宪法主权的地位。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我国"轻微罪"立法与司法的理性思考

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带来了刑法结构和制度困境,需要进行深入的法理检讨,为"轻微罪"的立法与司法改革确定发展方向。传统理性主义刑法观与积极主义刑法观二者之间寻求适当平衡,既要正视当下社会有效防控非传统重大风险的现实需求,又要考虑如何控制风险刑法过度化,为"轻微罪"立法划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针对我国"轻微罪"立法扩张化趋势,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谨慎审视非传统重大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正当根据;二是需要深刻检讨传统风险预防性"轻微罪"立法扩张的合理性问题。在确定我国"轻微罪"立法改革发展方向时,应当理性审查"轻微罪"的立法政策,深化改革现行"轻微罪"的司法政策,尽快启动并实现治安拘留的法治化改造。     

论"为市民服务"的办报思想

作为都市报的典型代表,<华西都市报>的成功是与其"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办报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认为,"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办报思想包括明确的传媒定位、创新的传受关系、科学的价值取向等具体内容.这些思想内涵正是我国新闻改革嬗变轨迹的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授权立法分类探析

关于行政立法中授权立法的分类，目前学界普遍主张以其立法权限的来源而实际上是以来源方式作为分类标准，这是不科学的。科学的分类标准应该是立法权限的权源，即立法权限来源于什么样的立法权，是直接来源于整个国家立法权，还是直接来源于授权机关行使的立法权限，或是来源于其他立法权限。依据这一标准，可以把授权立法划分为一般授权立法、指定授权立法、特定授权立法三种基本类型     

委任立法片论

文章认为,委任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立法机关以法定程序制定的授权法创制法规的行为.委任主体、委任立法主体和授权法是委任立法的三个构成要件.我国宪法体制上的缺憾导致我国并无严格定义上的委任立法,它给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取消行政机关实际存在的固有立法权;立法法典化;建立委任立法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作者对中外学者关于委任立法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商榷意见.     

论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成果、不足及完善

深圳经济特区自1992年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授权以来,经历了由仅享有单一立法权到获得双重立法权的转变。在这二十年中,深圳经济特区立法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应采取切实有效的补救措施,完善授权立法制度,防止部门立法利益化倾向,提高公众参与立法程度,并强化立法监督,以保障深圳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的有效行使。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制定为实证

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体现。立法自治权行使的质量,直接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北川羌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立法实践过程可帮助观察和分析民族地方自治立法过程中遭遇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并为探寻解决这些难题提供有效途径。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并不统一。本体论有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认识论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分,方法论有实证主义与反思主义之别。美国主流学派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人由实证主义方法论决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陷阱"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明确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学者的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是由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政府视角

作为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实施者和推动者,政府行为关系到改革的成功与否.目前,政府在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冲突;二是政府与"代理企业"的博弈;三是权力寻租的诱惑.通过坚持效率和公平并重的价值取向、建立城市公用事业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强化自律和监督评价机制等可以针对性地化解这些困境.     

论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之扩展

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扩展较大的市立法权则是回应这种挑战并满足城市群发展法制需求的必然要求。它具体包括较大的市数量的增加和立法权限的扩大两个方面。然而,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展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的认识、较大的市的认定标准,以及现行立法体制与立法批准制度等。就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具体方案而言,增加较大的市数量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回归宪法型"、"市场准入型"和"市场+控制型"等三种,而较大的市立法权限的扩大则涉及完整的地方立法权的赋予、辅助性原则的确立和允许地方立法协作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此次《立法法》修改中予以积极反映。然而,在已公布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城市群发展背景下较大的市立法权扩展的规定仍存在问题,应当改进。     

近代早期启蒙者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者,创立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文艺美学理论.其主要代表龚自珍倡导关心"民生饮食"与"尊史",以此阐明其文艺美学"经世致用"观;魏源发表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理论见解,主张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发挥文学的治政作用;包世臣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民事",把"悠关国家"作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最大价值;冯桂芬呼吁发挥文学"考镜得失,匡时济世"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思想虽都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更新时人的文艺美学思想,促进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