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林华国教授访谈录

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长期聚讼不已。1980年代以来，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传统派的观点，受到了来自黎澍、李时岳等人的挑战。黎澍、李时岳学派的观点“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事实上，这两派各自的观点，都有与史实相抵触的地方。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探讨，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回到历史本身，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已故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值得借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华国先生，长期从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论证的亲历者，他的专著有《义和团史事考》（最新修订版名为《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和论文集《近代历史纵横谈》，在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历程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认识和编纂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来研究这段历史,几乎是在同一个过程中所进行的。在旧中国的几十年中,近代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这些著作在史料的蒐罗编次以及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不无可取之处,有些史家的激越的爱国热情也自然地倾泻在他们的史笔之下。但总的看来,缺乏大规模收集资料的坚实基础,而贯穿于其中的又是唯心史观,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其中如蒋廷黻的著作,充斥着对历史的曲解。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试论蒋廷黻的史学思想

蒋廷黻是中华民国时期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学术成就斐然，史学界迄今仍受其影响。其史学思想内容主要有对史料的重视、注重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用新的研究观念及注重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史学实践主要是在南开和清华时期的教学活动等。蒋廷黻后来虽然走上从政的道路，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之一。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蒋廷黻的得意弟子们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清华史学系的主要领导者，也是清华史学近代化的首要推动者；他同时还是北大史学系近代史课程的主要担当者。其在北平学界影响深远，在国际上亦有较高的知名度。蒋在北平仅任教六年，但建树极丰，在人才培养方面贡献尤大。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并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北方的首席权威。其成就突出的弟子有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费正清、吴相湘等。这些弟子大都在上世纪30年代中前期开始起步，并迅速成长；由于政局鼎革，他们在1948年分别成为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等地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要头面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风格各异，但都贡献卓著，蜚声遐迩。蒋本人虽在上世纪30年代已淡出学界，但仍通过众多门徒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学科在上世纪中后期的进展。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明清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笔谈弁言

正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此问题,自民国以来的学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实,传统史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为近代史学。像中国这种文化悠久的国度,其传统史学是近代史学不可绕过的坎,也是不可舍弃的资源。今日通行的史学概念,都是中国传统词汇经由日本与西方概念对接的结果。以明清为例,许多史书和史学观念,在受西方史学影响下的近代     

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形成了世纪初年产生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和2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各自的路径上 ,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新中国建立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体系在大陆全面确立并发展壮大 ,但在前进中也曾经历了曲折。改革开放20年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时期 ,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成就辉煌 ,有目共睹。同时 ,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偏向和不足之处 ,有待进一步研究。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三洋海军”考辨——兼论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构想和实施

建设近代海军,是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常常提到“三洋海军”或“四洋海军”,并将其认作清政府发展海军事业的实施步骤。在近代史上,是否存在过“三洋”、“四洋”海军?清政府发展近代海军的构想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都值得重新考辨,认真探讨。     

一个新领域:近代中国“前史”研究

在中国通史的大体系中，所谓“近代”一般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间的历史。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实践，这一分期已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形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一种研究倾向是，在认同上述分期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却从此躲进这百余年的时间范围内，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局限于这一短时段，对古代中国步入近代的历史过渡时期缺乏深入的逆纵向考察。翻开现行的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虽然各种教科书均设“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一节，但观其内容，都是作为近代史的背景加以介绍的，字数…     

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情结——评《中国近代流民》

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情结———评《中国近代流民》张士军龚维玲流民问题是困扰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有待开发的新领域。池子华同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纪传体史书发展的影响朱政惠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关于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工作者颇多研究，一般都从历史背景、社会功能、技术手段等方面，剖析其所以产生和所以成为历代史家欢迎的原因。以《史记》为例，有论者谓：“这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