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汉末中原名士迁移蜀地及其贡献

汉末蜀地受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且物产丰富,并较早安定了下来。蜀地政权的前期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执行"为政宽弛、优遇大族"的政策,后期统治者刘备、诸葛亮采取"儒法并用、调和侨旧"的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迁移并定居于蜀地。通过中原名士在蜀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士风,逐渐对蜀汉政权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

汉末魏晋的名士风度姜广辉一、名士流变汉末魏晋时期，“好名”成了士林习尚，出现了所谓名士现象。名士现象是重名社会的产物。名士派代代有之，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当推汉末魏晋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名士派也发生演变，而具有不同的特点...     

江东士人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

晋惠帝世，八王乱起，同室操戈，天下分崩。至晋未，匈奴、羯胡入进中原，巴氏称帝西蜀，流民奋起荆楚，洛阳政权摇摇欲坠，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东吴旧壤的江东地区也不稳定，屡有动乱发生，其中既有外来流民势力的骚扰，也有江东大族复孙曼之旧的图谋，史称“自天下多难，数术者云当有帝王兴于江左”①，这反映出当时江东大族的政治愿望，而他们将这一愿望付诸行动的具体表现便是支持陈敏之乱。陈敏，庐江人，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建议港运江淮米谷以济北方之困，得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掌握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运…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关于汉末“清议”褒贬不一问题辨析——兼及汉末士人儒家传统精神的阐释

东汉末年的士人清议活动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历史上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所褒者,主要是清议之士惩恶扬善,舍命不渝,努力维护汉家体制的儒家传统精神。所贬者,主要是士人横议朝政的方式及激进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负面影响。褒评和贬评都有其合理性,但后人更为看重的是汉末士人清议的积极意义,其精神价值在历代士大夫政治间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     

东吴的基本国策与孙权的战争谋略

汉末三国时期政局多变和烽烟四起的社会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雄踞北方的曹操、蜀汉名相诸葛亮、东吴统帅周瑜等人,固然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剧烈的政治军事角逐的急流中,能统治江东达半个世纪的吴主孙权,亦堪称三国时代的俊杰。孙权在政治风云变幻中,能审时度势,坚持既定的国策方针;在云诡波谲的军事斗争中善于运用战争谋略,筹划有方,表现出高超的战争艺术。长期以来,东吴的基本国策多遭贬斥,孙权的军事才干及谋略则被忽视,史家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试对东吴的基本国策和孙权的战争谋略作一评析,以就正于方家。     

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

《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以下简称《家风家学》)是王永平在十五年来研究两汉江东士人群体和六朝侨、土世族的基础上，继近年发表的(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考略)、(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兴起及其原因)等论文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     

两晋士人好名之风初探

士人好名的风气并不始于两晋,而是在汉末便已经开始,但是两晋士人营名的风气却很盛行。两晋土人好名之风对当时社会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论述,本文试对两晋时期士人好名之风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作一番初探。     

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称谓考论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官僚人事制度.在以中正定品、吏部选官为特点的这项制度中,中正根据乡论、清议对官僚候选人所下的品第亦即“乡品”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然而,学术界对“乡品”有着不同的称谓,如“人品”、“资品”、“中正品”等.对各类称谓所使用的史料进行的探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对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其次,此三者具有明显的共性,即意在否认或者减低地方社会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这种思路上的不同是“乡品”与上述概念之间形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三,南朝时期乡里社会的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当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也就无法彻底贯彻.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皇权,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社会的特质所在.     

汉魏名士的人格萎缩和通脱之风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概括汉末魏初的文章特色,其中又认为,清峻和通脱是曹操专权后提倡的社会风习,文中说:“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鲁迅指出这一点,也是很有见地的.但汉末出现的通脱之风也还有其更根本的社会原因,并不纯由曹操提倡而兴,更非为了矫正清流之异行而起,它有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其形成的原因,与汉魏名士人格的萎缩当至有关系.通脱,照鲁迅的解释,就是随便的意思,表现在文章和言行中,便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受什么既定条文和思维模式的约束.傅玄曾上书晋武帝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     

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

汉晋时期,名士相互之间兴起一种数字化标榜之风。此风由东汉时开始,最先表现在"郡国之书",随着世家大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又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在九品中正制度关于人才选拔方面的弊端逐渐明显化之后,乡党清议和"郡国之书"失去了择士的现实功能,名士间依然盛行此风,但往往更多地称述于"志好"相同或"同志"间的士人集团。     

名士与《离骚》──论两晋士人的屈原解读及其意义

两晋士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显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士文化特征。两晋士人不同于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认识，他们抹去了屈原头上的道德光环，主要推重屈原的才华，反映了汉末以后思潮的新变。魏晋时代对才的颂扬是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玄学的盛行、才性论以及圣人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论等风潮的流行，肯定了士的独立价值，突出了士的个体地位，承认个人情感的合理性，这些都从理论上为两晋名士们的狂放行为推波助澜。因此，两晋士人走出了汉人忠君守志的政治道德的限定，表现出对士人之自由精神的历史追寻。两晋时期对屈原作品的模拟亦不同于汉人，即体现新思潮下士人对屈原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两晋士人对屈原的阐释解读，揭示了屈原复杂的情感内涵，而且将之汇入标尚个性自由的名士风度，构成了士人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以个性情感为重的文化性格。     

试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世说新语》内容丰富 ,反映了从汉末到东晋三百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 ,是魏晋士大夫阶级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 ,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 ,所载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所载事迹也是根据有关史迹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 ,在某些方面 ,它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

西汉俗文化的昌盛为史家之公认,它与汉代崇雅的文化大传统相并行。西汉俗文化的盛行集中表现在娱乐之风的昌炽。考察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雅乐衰微,楚风劲吹,这一文化背景为娱乐之风的勃兴提供了肥沃土壤;二是皇帝雅好,身体力行,皇室成员成为娱乐之风的强劲推手;三是炎汉盛世,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的激增促成了娱乐之风大炽;四是经学昌明,神话政治,歌舞娱乐发挥着安世化民的政治功能。     

“旧时皇家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古代郎官之平民化述论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 ,即郎官之外朝化 ;“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 ,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之外朝化引起并加速了郎官之平民化。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 ,郎官完成了平民化之演变。隋唐以降 ,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 ;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 ,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 ,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 ,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平民化是中国古代官称平民化的一个典型个案。     

论"任诞"与中朝名士

中朝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伴随着清谈的绝而复闻,任诞放达的生活方式也在中朝重新兴起,成为中朝士人博名邀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从任诞之风在中朝盛行的原因、时代特点和对其的客观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全面论述了任诞之风及其与中朝名士之间的相互关系。     

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

本文认为康有为清议的动机在于达到出仕的目的，他在晚清政坛上所作的一切努力与活动，都是受清议以出仕这一动机的驱使。康氏企盼能挤入最高权力层，在科学等仕途受阻的情况下，而以上书的形式的清议一呜惊人，这恰恰是他高明的进身之术、康有为的历史地位是人为捧起来的，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出“公心”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