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世幸福的追逐者──中日两国老百姓传统幸福观共通性研究

中国的民族宗教是道教,日本的民族宗教是神道教,同时两国又是多教共存、多元崇拜。在道教、神道教和多教共存的深刻影响下,执着追求现世幸福成为中日两国百姓幸福观的共同特征。这种追求现世幸福的内蕴的外化形式,就是中国人梦想＂福禄寿＂三星高照,而日本人执着信仰＂七福神＂,但两者本质上都是想得到现世的利益和幸福。     

明代道教现世利益思想略论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经济观念的变化引起宗法关系的某些破坏 ,道教更为关注人们的现世利益 ,将道教传统的现世功利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丰富 ;其现世利益思想对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结构产生了某些深远影响。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佛教

东北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日韩相互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需要的内在联系,佛教和儒、道融合与现世产生着必然的关联。东北亚佛教信奉大乘佛教具有多元化特点,是“人间佛教”。光大东北亚佛教理念和价值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武当道教善恶伦理思想

分析了武当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指出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列仙传》到《神仙传》的叙事丕变

《列仙传》《神仙传》作为前后相承的神仙传记,演示了道教伦理建构的渐进历程。二书在神仙形象内涵、神仙度人机缘和宗教伦理方面的转化,体现着道教建构神仙信仰体系、确立宗教独立性的努力。神仙观念变化的背后是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博弈。仙传在反映道教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出现滞后、多元并存乃至自相矛盾的现象。     

《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

作为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的《明清道教伦理及其历史流变》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出版。本书由姜生教授、郭武教授合著,全书约２５万字。 本书上篇论述明清以前道教伦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具体论述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隋唐五代北宋时期道教伦理的发展变化．以及南宋金元时期道教伦理的主要特征。下篇论述明清道教的伦理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形态的流变。具体内容为：明清思想文化与道教发展状况,明清道教生命伦理、社会伦理、神学伦理,以及明清道教伦理的衰变。书中还专题论述了近…     

唐代女性诗歌中的道教情怀初探

唐代是我国道教最为鼎盛、道教信仰最为虔诚的时期,在其三百多年中,统治者对道教都大力提倡、倍加尊崇。与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的举动相呼应,唐代社会形成了一股求道学仙、追求现世幸福、永恒生命和自由心境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同样也影响了唐代女性,从而使她们的诗歌和心灵世界弥漫着迷蒙的道教情怀。     

贵州民间道教与傩坛

贵州道教,北宋初年传入,南宋时有一定数量的宫观。明代贵州道教繁盛。贵州地瘠民贫,文化素质低下,与致力于宗教的形而上学意义的玄学无缘。为了争取信徒,传教者转而为信徒消灾弭难,趋福避祸,谋求现世利益,道教日趋世俗化、功利化。清代道士多以医药、符■、驱傩行世,宗教活动呈明显的商业倾向。民国时期和１９４９年建国后,道教低素质的传播,被当局视为迷信,屡遭限禁而没落。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在民间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道教巫术与方术的渊源,以及道教对民间信仰的开放性,使贵州道教沾染了浓烈的巫风雅俗。为了生…     

汉魏六朝道教的孝道

汉魏六朝时期道教的孝道问题是一个受到儒、道、释三教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道教的孝道充分吸收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孝成为道教的基本宗教伦理规范。同时,道教孝道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为六朝以后道教伦理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孝道的贯彻方式上,道教通过强调“孝”的必要性,在仙道中注入了“德”的内容,改变了纯粹修道成仙的个人利己倾向;在孝道的内容上,道教孝道只是在整体上认同儒家孝道,当某些具体细节与道教的宗教追求出现矛盾时,道教开始区分教内外孝道伦理义务之别。道教的孝道伦理还是一种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协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为科学的生态型伦理。     

传统伦理的批判继承与现代伦理重建——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现代西方伦理已经走入一个思想绝地,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而在道教伦理思想这个东方型的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有诸多可以医治现代伦理危机症根的独特而优秀的思想因素,值得引起重视和发掘研究。借鉴道教伦理中的优秀思想成分,不仅可以解决伦理危机和伦理重建中的思想需求问题,而且将对现代社会控制的思维方法论和现代经济伦理观念的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三丰出生地考

元明之际的道教大师张三丰是一位著名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出生地、历来就有多种说法。作者赞同《明史》所说“辽东懿州人。”大量文献和考古文物证明,这是正确的。辽、金、元懿州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而不是在彰武西南。道教羽士那种孤云野鹤、栖无定所到处为家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张三丰出生地有多种的说法。     

李道纯内丹性命思想探析

在内丹哲学史上,李道纯在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道”与“性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李道纯运用从道教传统形神观转化而来的“身心”概念,对性命修炼论做了详尽说明,并通过“先性后命”的性命修炼方式确立起“性命双全”的丹道境界,使内丹学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     

理性张扬与神道教化 --《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

在晚明儒道佛三教合一的观念背景下,在小说神道设教崇佛尚道的文学时尚中,<醒世姻缘传>从儒家理性立场出发,用神不尚神,体现出一份坚守传统的执着.<醒世姻缘传>理性而深刻地批判了佛道的世俗功利化,揭穿其神圣外衣下的虚假与丑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伪宗教的精神迷惑作用.<醒世姻缘传>的理性自觉亦导致作者自拆神道之台.这虽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小说的神道设教,却在一种更深的观念层面揭示出儒家理性精神对各类神道的本能排斥,以及文以载道传统时正统文人的深刻影响.     

论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俗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的审美思想在民间文化中得到较充分的表现。明清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道教的审美趣味与世俗人情融合在一起,折射出明清文人的审美趣味,同时,对“至善”为“至美”的审美形象的描写及推崇;将“痴”人形象作为真实无伪、纯真不俗的象征,反映了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文学艺术的影响。     

简论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大律

以港台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的提示为参照,简要论述了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大开大合大律和基本模式.其中由先秦两汉之后的魏晋到宋明为主要面对并消化、吸收道佛(主要是佛)的大开合,自明末至今为主要面对并消化吸收西方异体文化哲学的新一轮大开合.这新一轮大开合任务异常艰巨且存在变数,至今尚远未完成.还论及大开大合大律与文化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论中国茶道对儒家自然观的扬弃

中国茶道肇始于唐代、成于宋代、盛于明代,中国茶道再现了儒家自然观中对天地之性和人之德的关注,远离了道家的隔世和释家的出世,突出了茶、人、道三者合一的追求。但中国茶道的理论总结仍然是不充分的,还需要在多个方面予以提升。      

现实的不同魔幻呈现——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

Hallucinatory realism一词因出现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的颁奖词中,用来界定他的写作风格.传入国内,该术语被译为“魔幻现实主义”,从而将莫言的创作风格归属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由此掀起“误译”的讨论.以此为出发点,依托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两部经典作品,来论述这两种风格中的魔与幻的不同呈现,以此确证莫言的创作风格是有别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魔幻现实主义。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

明代国家祭祀对象的构成及其变化表明,该体系具有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寓意。其核心是展现一种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秩序观,因而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精神的投影。它对于明代的统治者说来,体现着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定位、世界秩序规范和自我定义,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从宗教和文化成分角度分析,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但又是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永乐以后的变动,主要在于与道教、佛教和民间杂神崇拜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些变化与明朝政治文化精神趋于混沌状态有内在的关联。     

《跻春台》思想性研究——兼论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式微

拟话本小说在清中叶以后逐渐走向式微的原因涉及多个方面,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形式等因素都兼而有之,但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陈腐守旧、缺少创造力,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是其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川人刘省三的《跻春台》就是如此,小说专为“劝善”而作,强烈的劝善惩恶的功利主旨使其沦为了一部道德劝善书,缺少了作为小说应有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因此,其成为目前公认的清代最后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亦是必然。     

赵宜真道脉与著述文献新考

赵宜真是元末明初道教宗派发展史上一个有特殊贡献与地位的高道,作为清微、净明两派嗣师,兼得金丹派南宗与全真道之传,将清微派理论、净明忠孝之道与金丹派南宗内外丹学、全真宗旨进行了融会贯通,融诸宗派思想于一炉,体现了元末明初道教宗派思想融合的历史态势与发展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