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

廷杖是明代帝王对士人的公开处罚,作为帝王报复“犯上”朝臣的残忍攻击和污辱,其目的在于让民众意识到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也是对其他官员和社会民众的恫吓,以儆效尤.若以仪式视角来审视,这种处罚形式承载着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是朝廷权力走向的一种“控制仪式”;就整个仪式原由和过程来看,廷杖是“重建”受到挑战的皇权的仪式;从仪式的终极性意义来看,廷杖处罚是受杖士人实现其人生终极意义的道德场域.廷杖伴随明朝始终,其最终消逝则反映了明代政治变迁与传统士人处世心态的微妙变化.     

明初宦官出使西域及其积极影响

明代宦官外交是明清宦官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而明初（本文主要指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宦官出使之频繁,影响之深远,非历代可比,曾构成历史上少有的“宦官外交”的局面。这一时期宦官在西域的活动虽然不多,但却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对西域的发展和汉藏两族的联系也有积极的影响。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明末民间宗教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民间宗教的发展既有深远的历史因素 ,也有客观的现实条件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新兴商品经济的流动性与冒险性使人们对平安生活与物质财富的渴求更进一步地寄予民间宗教神灵 ;明代帝王对民间神的崇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教合一为之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下层社会中日益膨胀的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民间宗教流传的有形载体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     

明代道教的现世伦理特征

道教是重视现实生活的宗教 ,具有浓厚的现世伦理性。明代道教的现世伦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受帝王崇信的正一道斋醮活动频繁举行且形式多样 ,旨在维护传统伦理秩序 ;劝善书充斥书肆 ,流行民间 ,以通俗的形式实行对世人的精神控制 ,发挥着强大的现世伦理教化功能。道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相比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与达变性 ,二者共同维系着庞大的帝国 ,使之更为封闭内向 ,直至衰亡。     

试论学报编辑的创造性劳动

学报作为高校教学科研的窗口 ,其性质决定了学报编辑的劳动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包括原创性与再创造性。培养学报编辑的创造性思维 ,是提高学报编辑创造能力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