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合宪性探析

宪法被奉为“法律的法律”,普通法律应合乎宪法,依据宪法而定,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及其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却规定公检法机关要互相配合;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新中国宪法政治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八年良好的宪政开端,随后二十余年的宪法沉寂和宪政消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宪法政治重生和成长,勾勒出六十多年来中国宪法政治建设和发展的"√"型轨迹和强劲走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宪法规范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国家政权体系、地方制度体系等,以及反映和体现在其中的宪政精神与原则,铺筑了中国宪法政治走向未来的台阶。     

宪法原则的产生及其效力探讨

宪法原则是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产生具体宪法规范、体现宪法价值、指导宪政实践的最高准则。宪法原则的产生,源于表征和满足宪法正当性的需要,是对人类问题意识演进的高度抽象,是人类不断探索制衡政治权力的历史结果,也是以权力范畴为中心安排宪法制度的逻辑需要。宪法原则的效力指涉三个层面:宪法原则效力的纬度,指宪法原则的效力空间范围;宪法原则效力的向度,指宪法原则的拘束对象和作用领域;宪法原则的适度,指宪法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从历史的宪法到理想的宪法：基于文本、情势和解释三个维度

宪法的良好实施对于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至为关键。走向理想的宪法，首先需要尊重历史的宪法，坚守宪法文本的核心原则；又应把握当下的协商情势，使宪法与时俱进。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是促进国家与社会有效互动、实现宪法自我完善的重要机制。基于我国国情，建立双轨制宪法解释机制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在国家层面以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为中心，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在社会层面应鼓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通过宪法创设的商谈机制对宪法进行多元解释，这不仅有助于巩固宪法秩序，而且能使宪法成为共和国公民的交往语言。     

贯彻宪法人权原则 修订行政诉讼法

2004年3月14日,宪法第四修正案通过,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是此次宪法修正最重要的内容.这一原则的确立,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着重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与新的宪法人权原则间的冲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行政诉讼法制度中应当修订的内容.     

物权法:宪法精神在私权保护领域的延伸

物权法着力于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它秉承了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精神,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尊重人权原则和保护自由原则,是宪法精神在私权保护领域的延伸.     

物权法：宪法精神在私权保护领域的延伸

物权法着力于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它秉承了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精神，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尊重人权原则和保护自由原则，是宪法精神在私权保护领域的延伸。     

论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对早期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宪法十七条》为例

圣德太子所颁布的《宪法十七条》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并辅之以道家、佛教思想影响。本文通过对《宪法十七条》的内容分析发现其思想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探明其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智慧。《宪法十七条》对儒道思想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吸收,圣德太子并非完全照搬中国文化,而是通过有意改造使之符合日本政治的需要。本文揭示了早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只是作为知识性的吸收这一特点,尚未内化成为日本人的价值观念,而且《宪法十七条》并非法律,只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缺乏具体的奖罚措施,其强制力和权威性不足。     

我国宪政建设基本路径探析

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应当是:完善现行宪法,从政治宪法走向宪政宪法;建立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实施的制度缺位走向制度保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党领导下的宪政走向宪政体制下的党的领导;更新公民宪法观念,从权力本位观念走向权利本位观念。     

《宪法》民族团结义务条款的规范研究

"团结"存在动词与形容词的属性差异,现代以形容词义为主的"民族团结"以平等为前提,径由中国历部宪法不断发展完善.《宪法》第52条民族团结义务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法治化的核心规范,对其宪法内涵,应从第52条自身及其分别与序言和总纲第4条的关系共三个层次梯度诠释;对其外延的解读则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法制体系入手.民族团结作...     

论宪法的惰性--一种经验和理性的推演

宪法是保障人们正常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的宣言书。几个世纪的近现代宪政之路昭示着一条经验 :人们制定宪法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基本人性的正常发展 ,谋求生活幸福。宪法有义务去满足人们对自由、民主和安全的需求。正是宪法关注人性的逻辑起点 ,使宪法具有了一种不应变化的特性 ,而这种特性是宪法的内生性特点———惰性 ,它决定了宪法为实现自己的基本价值而不得不保持其稳定性     

韩国宪法诉愿制度

在现代违宪审查制度中,作为直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诉愿制度为个人面对国家寻求直接的基本权利救济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也对维持宪法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韩国作为第一个将宪法裁判制度,尤其是宪法诉愿制度引进亚洲的国家,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也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韩国宪法诉愿制度的性质依据《宪法裁判所法》,可分为权利救济型宪法诉愿和违宪审查型宪法诉愿,宪法诉愿的对象是公权力的行使或不行使,且在提请时需遵循补充性原则。文章对韩国宪法诉愿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评述,以期对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具有启示作用。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论我国的修宪与宪法稳定性

2004年我国完成了对宪法的第六次部分修改,在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拍手叫好”的新条款的背后,也暴露出了我国宪法适应性与稳定性、协调性较差的问题。笔者比照美国的相关经验,寻找到了影响我国宪法稳定性的原因及启示,并提出完善宪法内容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充分利用宪法解释、严格限制宪法修改以及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解决措施。     

网络诽谤案件公诉情形中“损害国家形象”的宪法学思考

宪法第54条公民 “不得危害祖国荣誉”和第51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是法律保护 “国家形象”的宪法依据。但是为了防止诽谤罪追诉范围扩大化，在法理上，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公诉情形中的“损害国家形象”宜做严格界定，其中，网络诽谤的对象限于作为国家法定代表的国家元首，网络诽谤的后果是损害国家形象，网络诽谤的惩戒应与宪法批评权实现法益平衡。在法律实践中，本款司法解释属于创设国家元首保护制度，虽然其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立法权限已经超出了具体适用法律的功能。按照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进行。     

论宪法序言

作为独立的有效的宪法组成部分 ,宪法序言不仅对宪法正文具有约束力 ,它本身也应具有法律效力。为避免频繁修改 ,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要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 ,要突出宪法的规范性 ,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使宪法规范具有中立性、可操作性。     

宪法视域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分析

公共利益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宪法以人民主权、权力制约等价值要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政治前提和法律依据。同时,还通过一整套设计完整的宪法制度对公共利益原则的异化进行矫正。     

国家征税权力入宪和公民财产权利保护

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财产权的“合法掠夺”,如没有相应的纳税人权利保障机制,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就是一句空话。纳税人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也理应享受相应的纳税权利。而我国宪法第56条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于相应的纳税人权利却没有规定。宪法的立法缺失,极不利于纳税人地位、纳税积极性和纳税意识的提高,且会给公共权力滥用进而损害公民权利带来极大的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第56条的法理分析,在基础理论上对在税收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征税权力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的冲突作一梳理,并对我国宪法如何保障纳税人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规范基础新论——以宪法第33条为中心

要实现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需首先为其在宪法文本中找到规范基础。比例原则的本质应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性",由此提出并论证以中国宪法第33条为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法院可在判决中,通过该条款进行合宪性法律解释,为运用比例原则说明理由。以此为起点,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还有待于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明确比例原则的司法技术定位,以及案例指导制度、司法解释制度的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