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

理解"知性为自然立法",需从如下三个方面阐明:其一,知性的独特性在于其构成性,知性直接与知识相关,感性只提供杂多表象,为知性提供思维的材料,理性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与经验对象无关。由此说明为何是知性而非感性或理性为自然立法。其二,"自然"是一切可能经验之表象的总和,"知性为自然立法"不能仅仅从知性为认识(知识)立法的角度理解,更重要的是知性为一切可被经验的认识对象(现象)立法。"自然"与"经验对象"是统一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是为经验对象立法。其三,关于知性如何立法的问题,直接关涉知性范畴提供规则和先验想象力的生产作用,人通过感性提供杂多表象经由知性范畴依据自身规则统合表象形成对经验对象的认知,即"感性提供表象——先验想象力——知性范畴统合——经验对象"。     

对计算铸铁件废品总量之我见——与龚方同志商榷

我读了《统计》1987年第12期刊登的龚方同志的“怎样计算机械待业的两个废品率指标”一文后,同意作者有关铸铁件废品总量包括责任废品量、料废废品量及其它废品量这三个部分.但有关“其它废品量”包括范围的介绍,我认为有不妥之处,值得商榷.     

探析《黄帝四经》中"道"与《老子》中"道"的分别

《老子》中"道"多指创生世间万物的本源性存在,而《黄帝四经》中"道"带有更明显的向社会、人事倾斜的特色,带有明显的从天道到人事的下贯倾向,讲天道的目的是为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依据和准则。《黄帝四经》中"道"与《老子》中"道"的分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从道物关系看,《老子》中"道"关注重点在于强调道高于物的层面,而《黄帝四经》中"道"是作为治理人事的工具而存在,讲天道目的是为人事的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更加注重其实用性;其二,从道的虚静"无为"的不同内涵上看,《黄帝四经》中"道"含有比《老子》中"道"更丰富的内容,不仅体现出一种"道——名——法——大治(无为)"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含有对"时"和"度"的强调;其三,《黄帝四经》中"道"不再具有单一性质,而是具有双重性质。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论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对早期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宪法十七条》为例

圣德太子所颁布的《宪法十七条》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并辅之以道家、佛教思想影响。本文通过对《宪法十七条》的内容分析发现其思想在中国典籍中的出处,探明其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智慧。《宪法十七条》对儒道思想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吸收,圣德太子并非完全照搬中国文化,而是通过有意改造使之符合日本政治的需要。本文揭示了早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只是作为知识性的吸收这一特点,尚未内化成为日本人的价值观念,而且《宪法十七条》并非法律,只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缺乏具体的奖罚措施,其强制力和权威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