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问责官员的开复机制及其启示

清代的官员开复制度是清代官僚处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对受到罚俸降级或革职处分的官员一定程度地恢复其俸禄、级别和官职的制度.在专制社会,高度集权的皇帝及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官员开复问题上也曾违反制度规定.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又率先破坏之,使官员的开复具有人治的特点.在现今法治社会,应该进一步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相关法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使复出机制更为科学合理.     

清末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

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突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国内各民族均处于覆巢之下的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     

清代雍正朝对违限逾限官员的处分及成效

行政效率是政府治政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反之则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弱。雍正帝即位以后,意识到从中央各部院机构到地方各衙门机构,行政效率不高。为此,针对当时行政机构官员违限、逾限的普遍状态,雍正朝从制度规定到实际执行,对违限、逾限官员予以严格处分,以期改变效率低下的政务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又调整行政效率方面的诸多不妥规定,以达到既合理处分官员,又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

从古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出发,揭示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不难看出,正是集权制度本身导致官僚队伍的膨胀,从而使其高薪成为不可能。同时,集权体制又为官僚腐败提供了寻租空间。加之反腐的主要动力是皇权,而皇权又是集权的根源,因而古代反腐实质上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只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做到事省政清。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清代的职官俸禄与廉政

清代的职官俸禄与廉政赵慧峰杨爱琴清初，职官俸禄一如其他各项法规、政策，基本上沿袭了明代之制。按照明代的惯例，清廷户部对各级官员规定了相当低的俸禄标准。清代的官员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分九品十八级，各级官员都按照户部的规定领取俸银，京官外加禄米。此外，还...     

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延时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张荫棠遭训诫与离藏原因探析

张荫棠在大刀阔斧的革新藏事的关键时刻,被清廷调离,他所开启的藏事革新大打折扣.不应简单地认为张荫棠离藏的原因是其新政开始不久遭清延的训诫.张荫棠离藏有其复杂的原因,包括驻藏系统官员联豫等人的排挤,新政引起各方守旧势力的反对等等,根本原因在于行将没落的清政府对藏事“畏难苟安”.     

外籍身份与制度转型:以海关邮政兼并工部书信馆为例

在晚清新式邮政的建立及邮政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把持海关大权的外籍官员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引入西方新式邮政的知识,模仿建立新型的邮件收递制度,并尝试通过兼并内陆已有的商埠邮政,以扩大制度基础而催促新制的成熟。在此过程之中,清廷官吏始终未有实质参与,而多为海关外籍官员与租界工部局之间的互动博弈,由此可见,晚清制度转型之中"身份"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既为制度转型打下基础,又成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所批评与抨击的对象。     

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刚柔并济的宋代官员叙复制度

宋代叙复制度是责降官员还升旧官的一项政治制度。叙复制度的本意体现了两宋优待士大夫的宽容政策;但对于叙复官员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有罪必罚的刑法思想;同时,宋代责降官员叙复的过程,也是宋代官制运行的过程,叙复过程中阶官的升转与差遣的除授,都与官员的叙复情况紧密相关,叙复的结果亦是对责降官员再次考任的结果。因此,对于宋代叙复制度的研究,不仅是探寻宋代职官制度的内容,更是深入探索宋代官员管理理念的深层内涵。     

宋代对官员处罚的制度性规定

宋代对官员的处罚制度包括人事惩罚制度、宋代品官犯罪审判机关及审判程序的制度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官员犯罪处罚的地位性照顾。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延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唐代藩镇官员收入研究

藩镇官员收入问题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值得重视.藩镇官员收入成分复杂,有俸禄、赏赐等多种来源,并具有地域性及群体性差异,不应笼统概括.唐王朝对藩镇官员制定收入标准,规定待遇优厚,学界据此认为藩镇官员收入普遍丰厚,但实际上唐王朝规定标准并未普遍推行,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总体上南方藩镇官员以俸禄为主要收入,待遇优厚;北方藩镇官员以赏赐收入为主,待遇较低.     

漫评清代的流放制度

清代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流放制度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反映出清代的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官员在封建社会是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在职的官员,加上业已致仕的官员和未入仕的士子举人,甚至官员的亲属,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流放制度对官员的规定,未列入刑律,只是“成案相沿,遂为     

古代官僚制度的特点

卜宪群在 1999年 12月 2 4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古代官僚制度是古代历史上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它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 ,官吏直接受权于君主 ,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在这样的古代国家中 ,官僚的行政管理控制着全社会。各种诏书律令的颁布 ,行政文书的运转 ,使官僚制度得以发挥其功能。古代官僚制度还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官僚制度下的各级官僚本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 ,但他们附属于国家机器 ,是一定社会形态下国家机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本身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官僚制的设官分职、运…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     

平政院评事、肃政史选任及履历考论

平政院、肃政厅官员的选任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进行详尽的探讨。在实践中,评事和肃政史的密荐,并非严格按照《平政院编制令》执行。早期评事的甄选主要考察其教育背景和司法职经历,以确保其专业性;对于肃政史,则看重其出身和声望。平政院后期地位下降,评事中人才流失,专业性大不如前,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密荐制度导致平政院官员中因人脉而形成地缘群体,评事、肃政史与保荐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既可能影响到肃政厅的公正严明,也可能影响到平政院在行政审判的中立性。而密荐制度的弊端,归根结底是因为制度设计者对平政院的性质和功能在认识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