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趋新与返古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     

基于AHP的蔬菜物流运作模式选择

蔬菜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鲜活产品之一,需求和供应数量巨大。随着我国农产品物流业的不断发展,物流运作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蔬菜物流运作模式。针对蔬菜物流的现状,结合蔬菜的自然属性、经济价值、物流技术和配套设施、政策方针等蔬菜物流运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当前可供选择的蔬菜物流运作模式进行了评估,选出了最优模式,即:农业合作社—第三方物流企业—超市—消费者的蔬菜物流运作模式,得出了农超对接是蔬菜物流发展的未来趋势。同时为我国蔬菜物流系统的发展提供参考性的建议,着力解决"菜贱伤农"和"菜贵伤(市)民"并存的两难怪圈。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效应赵慧峰宗教是不受海洋和疆域限制的。近代以来，伴随着鸦片、商品和大炮，欧风美雨飘打下的中国也毫不例外地沐浴了基督教上帝的洗礼。在１８４０至１９５０年的一个多世纪里，传教士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的沿海、内陆、大江南北。据１９２３年中...     

从史学动态教学入手引导研究生实施“创新型研究性学习”

与基础教育阶段、本科教育阶段相比,创新教育是研究生培养教育中的重要任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实现从传统教学模式到研究性学习模式的转变,帮助学生确立一种探索性的学习方式,并在主动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从史学动态教学入手引导研究生实施"创新型研究性学习",是该文对上述理念的追求与尝试.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双向互动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统领、涵盖、弥漫其他思潮特点的综合性的社会思潮,它蕴藏在每一个现代思潮里。被称为三大思潮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有着密切的互动与对应关系。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的同源潜流,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但是,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却有所不同。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诉求的表达可区分为激进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连接点在于通过激进手段建立民族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取国家自由;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集点、契合点最多,以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流行话语的民族复兴思潮趋于深化、高涨;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换枢纽与重要标志。     

论黄遵宪的改良主义思想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出色的外交活动家,也是戊戌维新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其以“诗界革命”的口号饮誉近代文坛,又曾在１９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此前,史家们在提及这一历史人物时,往往只注重其作为文学家和外交家的成就,而对其政治...     

追寻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发展历程──评《深沉的民族反省》

追寻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发展历程评《深沉的民族反省》李宏生赵慧峰近代中国在使国人饱受“落后挨打”之痛楚的同时，也因其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人深思、催人奋起，所以，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有所思便有所得，那些艰苦思辨的前人以及他们的忧思情怀往往是吸引...     

略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体认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国家。独特的华夏文化铸就了炎黄子孙的气质性格。体认、识读中国国民性,曾经是许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注的问题。如戴逸先生所言:“100多年来,中外学者、著名人士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及文化做了大量研究、记述,有的—语中的,入木三分;有的见解肤浅,失之偏颇”。 从马礼逊1807年初次登上东亚大陆,到司徒雷登1949年8月2日悄然离开南京,基督教西方传教士伴随着欧风美雨在中国做了一个多世纪的停留。与近代来华的其他西方人相较,传教士在中国驻留的时间更长,与中国民众的接触更多。他们既不同于明火执仗的武力征服者,也有别于逐一己之利的商人、资本家。他们执意于信仰、献身于使命,在传教的同时,也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及其人民有了一些了解,得出了一些结论。本文试就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体认做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