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反贫困瞄准：以低保为例的ROC方法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代理工具测试模型（Proxy means testing,PMT）并结合ROC曲线方法（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研究低保的反贫困瞄准问题。结果显示：城市单个贫困指数以卫生间类型、电脑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农村单个贫困指数则以户主年龄、冰箱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更改贫困概率门槛值会影响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贫困瞄准结果，对于一个较低的贫困概率门槛值，其对应的覆盖率（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覆盖贫困人口）和漏损率（非贫困人口被纳入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都比较高。当政策制定者把对覆盖贫困人口和排除非贫困人口的目标赋予同等权重时，城乡贫困概率门槛值约为0.5左右。当贫困率较低且使用与贫困率相同的瞄准率时，基于PMT模型的贫困瞄准较差。在贫困率给定的条件下，随着受益比率（包含率）的增加，贫困瞄准的精确性在提高。使用全覆盖所需预算的百分比下降时，覆盖率和漏损率也都呈现下降态势，贫困率逐渐上升，预算中做覆盖之用的比例上升，而预算中漏损部分的比例下降。贫困线的变动会影响覆盖率、漏损率。     

四川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城市的贫困相对农村贫困而言,直到在上世纪90年代尚不十分突出,90年代后,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根据有关部门测算的贫困标准(*注),利用城镇住户调查资料计算,2005年绝对贫困发生率为4.8%,分别比1995年和2000年减少1.1个和0.9个百分点。按贫困发生率推算,2005年全省城镇绝对贫困人口96.9万人,分别比1995年、2000年增加18.3万人和7.7万人。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而贫困人口规模却在增加。城市绝对贫困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收入者少对城镇21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我省绝对贫困户…     

我国农村贫困线及贫困规模测定

贫困状况可以用贫困率(或贫困发生率)、贫困规模来衡量。贫困率是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或家庭的比例。贫困规模指贫困人口的数量的多少。因此,贫困率和贫困规模都取决于贫困线的取值,且对贫困线的取值非常敏感。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按照2005年我国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83元的绝对贫困标准,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9年城镇住户收入分组数据，测度与分析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程度，估计相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相对贫困弹性，构建相对贫困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户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旨在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比提高平均收入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治理相对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时，增加收入或改善财富分配都对城镇住户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北京市城镇居民贫困测度及亲贫困增长判定

本文基于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分组资料，采用GQ Model和Beta Model拟合收入分布函数并计算了北京市城镇居民贫困规模；采用最新的Shapely分解方法将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三部分效应之和；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三因素亲贫困增长判定方法。得到的结论是：1986～2006年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贫困率呈现出了下降趋势，其中经济增长是减贫的绝对因素，收入差距和贫困线变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贫困率的上升，但总体上增长还是亲贫困的。     

论“贫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难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据估计,目前全球共有13亿左右贫困人口,并且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为此,联合国曾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呼吁各国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贫困问题。我国在20世纪末的20年间,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反贫困政策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农村贫困状况得到了迅速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     

“贫困”何时休？：论当前城镇贫困现状

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然而当时社会公众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评论和九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和营业主、承包、承租者和一般收入者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的人厂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八十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变化，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我国发展的一大问题。一、职工贫困现状据国家…     

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贡献度的一种新方法

文章对衡量通货膨胀对贫困影响的传统方法提出商榷,提出能够准确测度通货膨胀对贫困人口在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维度影响程度的新方法,并具备推广到更多贫困维度的特性.该方法以具有加法可分性的R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Sharply方法对贫困改善的通货膨胀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分解,根据2004～2010年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计算通货膨胀因素对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贡献度,较为精确地测度了通货膨胀对贫困群体的具体影响.     

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研究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扶贫　　　　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9年的3400万人，极端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3.7%，到2000年底我国农村还存在2000多万极端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新时期还要继续扶贫。但问题是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对象如何确定，农村贫困人口有什么主要特点，反贫战略如何制定？这些问题都与贫困标准制定有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农村扶贫工作的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研究制定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一、制定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的主要依据1.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

传统的仅用收入或消费来衡量贫困的方法只能提供单一的信息,从多维角度则能够较全面地认识贫困。本文利用CHNS数据库中2000年和2009年数据,借鉴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构造及分解方法,对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分解及分析,认为总体上城乡贫困程度均有所减轻,农村贫困严重于城市,应重视医疗健康保险、卫生设施、城市住房、做饭燃料等维度上的贫困,同时降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教育改善贫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教育对于增加收入、改善贫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在目前多维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本文在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识别标准下,分析了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考察了该效应是否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分层LOGIT模型的估计,本文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发挥教育改善收入贫困效应的重要舞台,对于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则不明显。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扶贫政策建议是要发挥教育改善贫困的效应,必须注重精准扶贫与发展地区经济相结合;但仅仅发展经济,不一定能保证教育对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减轻多维贫困需要更加重视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保证。     

个人所得税、减贫效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

本文结合国际前沿收入分配测度方法,基于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和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Relative pro-poorness of Growth,RPG）测度指标,应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这一新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减贫效应及其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由此阐释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启示。     

贫困缺口总指数的构造、分解与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新贫困指数 ,通过对 指数的因素分解及衍生指数的构造,提出了一些重要贫困指标的预测和推算办法。基于CHNS1991-2011年跨度20年的8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近20年来总贫困缺口率呈现年均6.39%的缩减率,其贡献全部来自贫困人口总规模递减这一因素的影响,而另外两个因素,即平均贫困缺口水平和贫困差异度则呈现年均小幅上升趋势,表明减贫质量不容乐观;以现有减贫模式对我国农村2020年的平均贫困缺口水平、贫困不平等程度、贫困规模等指标进行预测显示,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提出了采用精准减贫,重心在于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和缩小贫困不平等程度的相关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摘　　要:作者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首先着力解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大、农民教育负担重;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农民医疗费用支出负担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作者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