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金融风险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房地产金融风险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是落实中国金融安全战略的关键。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描述了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溢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呈现波动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且省际差异逐渐缩小;全局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格局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2)房地产金融风险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雪球效应、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房地产金融风险存在正向直接影响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信贷扩张对其存在正向直接影响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统筹省际政策联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控房地产信贷规模,以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地方政府效率变动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2004—2012年省级面板样本的检验

提高政府效率、全面推进“走出去”战略是现阶段的热门议题。在探讨政府效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者互动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双重机制阐述表明：政府效率变动将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高政府效率将直接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从而加速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与此同时,政府效率的提升亦间接改善了国内投资环境,进而抑制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情。实证经验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以上两种效应均显著存在,并通过求解得出政府效率提升对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总体净效应为正,即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效率的提升将有效助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进程。     

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我国省际农业竞争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农业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一消极影响随时间呈逐步扩大趋势,并在不同区域普遍存在。各省同构化的农业生产结构抑制了农业增长速度。我国农业发展应根据各省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鼓励差异化发展,从而减少负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损失,并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涉农财政支出、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目标。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构建研究

“监管沙盒”在解决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与防范金融风险的矛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监管沙盒”相对宽松的监管规则以及复合型监管人才的缺失等问题加剧了测试企业与各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而有必要针对测试企业建立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借鉴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国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为参与“监管沙盒”的测试企业设置以定期周报及临时报告为主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的内容应根据申请、测试中及测试结束三个阶段进行具体规定。同时,信息披露应符合时效性、有效性、易理解性、准确性、公平性等基本原则,以保障测试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干中学”、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我国 动态比较优势增进

“干中学”一直被认为是一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拓展南北贸易框架下基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型 ,可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及企业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会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故我国应注重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培养 ,可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 ,进而提升我国动态比较优势。     

房股联动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吗? ——来自中国资产市场的经验证据

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两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是否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还有待检验.从DCC-MGARCH模型中提取出房地产市场变量与股票市场变量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以此来表征两市场的联动效应,发现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相关关系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尤其是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新阶段以后,由正向联动为主转为负向联动为主.进一步地,基于中国宏观经济2000—2018年的月度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实证考察了两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影响,从新的视角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探究.结论是: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正向联动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房价和股价的增长都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此,深化资产市场体制改革,在进行政策调控时考虑对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相关性的影响,促进房、股两市正向联动,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承担

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挤出效应”;同时当政策不确定性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内部代理冲突越严重时,金融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强。从企业异质性来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会显著地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金融化类型来看,配置长期资产更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从作用机制来看,债务筹资能力的降低、实体投资与研发投入的减少是金融化抑制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渠道。由此我们认为,政策层面需要注意控制企业金融化水平,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健的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湖南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分析

从“资源诅咒”假说出发,不同于以往学者用“能源诅咒”代替“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构造了反映湖南真实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对湖南的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湖南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第一阶段1985-1995年比较明显,而在第二阶段1996-2010年,湖南的“资源诅咒”效应逐渐变的不显著。湖南能否最终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关键在于湖南能否加强科技创新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解决“三农”问题与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对于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小城镇经济具有增长极效应,小城镇经济的繁荣必然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而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之所以不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而是采用城镇化,其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小城镇作用的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经济就繁荣不起来,城乡差别就不可能缩小,更谈不上有条件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     

宏观杠杆率冲击下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

宏观杠杆率冲击下,各类价格的波动反映了各部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以2000—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构建"金融风险价格指标体系",分析我国杠杆率上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杠杆率上升后,金融风险累积阶段各类价格的反应程度强于金融风险释放时期;房地产价格波动领先于实体经济价格,汇率波动领先于金融资产价格,且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金融资产价格具有交替性。在当前我国杠杆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短期内应关注外汇市场风险和金融市场风险,长期内房地产价格上涨累积的金融风险应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且房地产价格波动可作为实体经济风险的领先指标,产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可以结合起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盯住的目标。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综述

资本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随着金融业迅速发展和金融资本向区域中心汇聚,改善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是突破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之一。文章对金融集聚的概念和测度、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和实际效应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期为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的研究提供规范和实证分析的经验。金融集聚的测度可选择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从金融机构数量、金融资产规模、金融从业者数量、金融市场成熟度、金融业运行情况等层面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金融集聚既是金融业的功能强化和效用升级,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又是金融业的集聚,可通过集聚效应来提升金融系统的融资分配效率:均为通过增加可用资本总额和改善融资环境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研发及管理能力提升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与理论机制大体一致,实际效应也显示金融集聚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中小民营企业并不能同等享受金融集聚的增长效应,这也为深化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