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

<正> 从1911年11月中旬到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了革命军政府。这个政权虽然只存在了21个月,却是广东历史上闪烁着民主光芒的重要一页。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失败了,在广东革命党人却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未及实施的关于民主政治、发展民族工业、改革社会陋习、实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政策,在广东一一得到贯彻.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为实现孙中山把广东“办成一个模范省”的愿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广东军政府得到时人“远胜于前清,更优先于各省”的称誉。     

二次革命在广东

<正> 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广东是二次革命的重要战场,探讨二次革命在广东的酝酿、经过和结局,对于认识和了解辛亥革命在广东最终失败和军阀统治局面开始形成,将有一定的帮助.一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告捷.胜利的消息促使广东革命形势重新高涨,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广东迅速作出响应,革命党人领导民军在各地起义,十一月九日,广东也告“和平光复”.     

晚年的丘逢甲是维新派和立宪派

辛亥革命时期的丘逢甲究竟属于什么派?有的同志说他思想上赞扬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组织上加入了同盟会,行动上又掩护过一些革命党人,是一个革命派。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诚然,丘逢甲返回大陆之后,一直致力于兴办近代教育,造就爱国救亡的青年志士,他的学生确有不少成为革命党人,参与了革命派所发动的起义。他主持谘议局期间,曾厉行禁赌,兴利除弊,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引用和掩护了一些有师生情谊的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各省响应,他也参加策划广东独立,担任军政府教育部长并作为     

孙中山与川、滇、黔军之战

1918年3月22日,段祺瑞重新登上北京政府总理的宝座后,继续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欲对孙中山组成的广东军政府用兵,借以缓和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当时孙中山虽已成立广东军政府,但盘据两广的军阀陆荣廷,不仅拒绝任军政府元帅职,还公然主张“总统复职”,并通电全国。粤系军阀唐继尧亦挟滇、黔军自重,在他的靖国军攻占成都后,孙中山的秘书长章太炎追随唐继尧从昆明到贵州毕节,虽反复劝说,晓以大义,唐继尧仍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孙中山委任的军政府的六个部、总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都唯陆荣廷、唐继尧的马首是瞻,不敢轻易就职。这样,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大权却被桂系军阀所掌握。孙中山的军政府“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对内对外,一筹莫展。     

知识冲突还是政治反抗——广东地方精英对民初革命党人社会改造的抵制

民国初年在广东执政的革命党人从革新教育、改变观念、改良习俗、改进风气以及改造市政等多方面谋求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推动近代社会的变革,却遭遇了具有很强"趋新"与社会参与意识的地方精英之强烈抵制,表面上看这是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与较量,实则是地方精英对革命党人政治排挤的一种反抗。广东军政府推动社会变革的艰难局面典型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社会基础之薄弱与策略失误。     

廖仲恺辛亥革命时期的理财活动

在1911年11月——1913年7月的近一年多时间里,廖仲恺几乎一直担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的领导工作,为恢复、改革、稳定广东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初步显露出他的高超理财本颁及其向往社会主义的高尚品质。一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后,成立了以胡汉民,陈炯民为正剐都督,以朱执信为总参议的广东军政府。不久,留学日本专攻财政科的廖仲恺从吉林返至广州,便担任了军政府财政部(旋改为司)副部长等职,从此,开始了他实际从攻的理财活动。     

孙中山和军政府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来到广州,筹建护法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权南北对峙。军政府从同年9月正式成立起,中经桂系军阀的篡权把持,孙中山被迫离粤,尔后又将桂系逐出广东、重新掌握领导权,直至1921年5月军政府改组为正式政府止,历时约四年之久。     

《柔暗总统黎元洪》读后

近代政治史研究中,政治人物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近代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动荡起伏、过客匆匆,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或喜剧.这种传奇性使近代政治人物传记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点,然而又正因为是热点,不少人物传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史实错误、东拼西掇、追求趣闻、任意编造、游说无根等等.但也有不少作者洁身自好,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在光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学术价值较高的人物传记.李书源所著的《柔暗总统黎元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就是这样的著作,值得一读.近代政治史中,黎元洪长期被视为一个反动人物,不少著作称其为旧势力的代表,把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当作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丧权的开始,对他在民初政治(包括辛亥革命)中的作为持否定态度,视其为北洋军阀同类.但该书认为,从黎元洪在民初政治斗争中的表现看,他既非旧势力的代表,也非介于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性人物,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个大节元亏、应基本肯定     

阳夏战争述评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的中央部队北洋军大举南下,萨镇冰率领的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也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与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民军在汉口、汉阳交锋一个多月。汉口古称夏口,所以这次战事被称作“阳夏战争”。此役是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大规模国内战争,是以同盟会为旗帜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廷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之间的一次殊死的较量,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都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最有实力的派系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唐绍仪在 1 91 8年军政府改组时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进入权力中枢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