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宋初经学思想初探——以宋初三先生为例

经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各个时代的经学具有不同的特点。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宋代的经学具有以义理解经的特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的经学思想在宋初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经学思想开启了宋学,也体现了宋初经学的主要特点。他们一致排斥佛老,反求六经,重视经世致用,使得经学走向了义理化、哲理化。形成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也使得体、用、心、性成为后来宋明理学讨论的重要哲学话语。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     

论经学与相关问题

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解释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以礼为本.研究儒家经学,不能废弃史、子、集部之学,不能忽视佛道二氏之学.经学没有死,不会死.     

经学与刘勰的文学思想

经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论篇中表现出的取经典为模范的思想,即刘勰有意识的"宗经"为其文学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依傍;二是刘勰的文学本质观与经学有显而易见的牵连;三是刘勰的文学作品论向经学的复归;四是创作论中的物感说与通变观对经学思想的借鉴.     

"公""私"之辨与"理""欲"演变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由理学和心学的纷争引发的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的逻辑转变,肇始于群体"公共空间"和个人"私人空间"基础上的"公"私"之辨,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本体论由本质论向存在论的回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天理在人心"的提法虽为"私"争取自己的合法地位开启了门缝,但也为天理的确认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把握"度",即如何让"理"来引导"欲".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