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

还民族志的话语权予文化持有者,是当代实验民族志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对"村民日志"这种新型民族志撰写实践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以当代人类学关于文化撰写的学术实践和理论探索为基础的新型民族志实验,其核心是释放被遮蔽或压抑的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让其拥有自主的文化叙述与解释权利,形成独特的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     

叙事:尴尬中的坚守与拓建——新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力作民族志书写特征探析

新时期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者用饱蘸民族情感的笔触,深入挖掘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并予以当代观照.透过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可以洞见其民族志书写特征,这不但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还表现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少数民族作家在叙事困境中矛盾挣扎与突围拓建的艰辛历程,构成了一种动态的民族志记录,这作为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中又一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书写特征,凸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民族志诗学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教民族作家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志诗学特征.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与之有着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民族志诗学所彰显的民族性和异质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其中历史追忆和文化忧虑成就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价值;但是,民族志诗学中的民俗叙事在新的消费语境中却沦为市场炒作的消费符码.这也袁现出现代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在言说立场和文化表达上的悖论处境.     

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社会到人性、主观--主体观照--人类学本体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讨论人类学由社会文化本体到人性本体的研究转向,民族志诗学和政治性所包涵的建构的真实与表述的解构,以及中国“不浪费”的人类学对人类学诗学的实践,阐释了作者关于人类学应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本研究的主张。     

政治智慧与中国民族确认政策

政治智慧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建构、权力系统的运行和政权组织的维系.在施政过程中彰显政治智慧,有利于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民族和谐、文化昌明和民众幸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超越了“原生论”和“建构论”的范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以确认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为核心精神的政策和理论,体现了正义性、公平性、合理性的原则,以民族大义和人文情怀凝聚人心并赢得民心.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有必要基于中国民族“确认论”的正确方向,以政治智慧明察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不同认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和不同动机,遵循多民族共生的文化法则,确认中国各民族不只是“作为问题而存在”,完善权益、责任、义务并重而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民族政策,构筑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直观与理性的交融:艺术民族志书写初论

在当代学术思潮和技术手段背景下,艺术民族志书写要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文化体系,确立尊重研究对象的学术态度,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综合运用书面书写和声像技术等多种工具,实现透过艺术行为体验与"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的目标.     

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宜性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策略

课程是社会文化的适应物,针对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文化存在的误区,在主张传承民族文化和倡导教育公平的大背景下,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应以文化的适应性为前提.本文将从“何为”与“何以为”两个角度剖析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的文化适应性问题.“何为”关乎价值取向,彰显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文化的和而不同及促进教育公平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应性的价值取向:“何以为”关乎实践策略,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文化适应性的实践策略包括文化自觉及在文化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中保持适宜的张力.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祓除与求子——上巳节与花儿会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上巳节与花儿会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同之处,指出祓除和求子是二者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并分析了具有这种共同目的和产生类似节俗的深层原因。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创新视野中的"温故"与"知新"探析

"温故而知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把"温故"作为过程意义去理解,"知新"作为盘升飞跃的意义去认识;"温故"是方法,"知新"是目的.任何新知和创新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由研究已知的基础上,去探讨未知所得来的.是传承的结果.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伊朗"与"波斯"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词源、语言、历史、文化等而言,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与严格的区别;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两者的内涵又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