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内部对“英雄崇拜论”的论争

陈铨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最受瞩目又最有争议的一大主张。关于"英雄崇拜论","战国策"派内部引发了一场论争,既有倡导者如陈铨,又有居中调和者如贺麟,也有反对者如沈从文。研究"战国策"派内部围绕"英雄崇拜论"展开的论争,可以更为客观地揭示"战国策"派内部和外界学人所谓的"英雄崇拜论"的实质。     

论陈铨的民族文学创作

"战国策"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陈铨以民族文学理论为铺垫,以小说、戏剧的创作表达文化形态史观的基本理念,试图掀起一场"民族文学运动"。本文从批判的角度,论述陈铨的民族文学创作,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战国策”派与儒家思想的三重对话

"战国策"派在其主办的《战国策》半月刊和《战国》副刊中与儒家思想展开了三重对话。第一重对话是应和式的充实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赞同或至少不否定儒家思想,并对儒家思想进行结合实际的申说;第二重对话是反叛式的时代性对话,即"战国策"派从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出发,完全地否定儒家思想;第三重对话是借鉴式的开放性对话,即"战国策"派跳出中国、放眼西方,以尼采的意志哲学鉴照儒家思想。这三重对话着眼于改造民族精神以应对抗战的迫切需求,最终表现出"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战国策”派成员陈铨倡导了民族文学运动,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民族文学运动有高远理想和现实功利两方面的要求,这使他的思想内部充满了天才和民族意识、文学与宣传等诸多悖论。陈铨虽不是国民党政府的成员,但他的这些主张和国民党的政策有很多相通之处,使之具有某种现实共谋性,陈铨及“战国策”派成员对自身身份的确认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观照

对"战国策派"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其一,不管是批判还是肯定主要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评价的基础;其二,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来为战国策派正名、平反。总体说来,研究界几乎少有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战国策派。而美学上的贡献正是战国策派最核心的价值体现,也是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所擅长的专业。因而发掘其战国策派的美学价值,是当前战国策派研究的一个当务之急,对战国策派研究的美学关照,也是对战国策派研究深化的体现。     

论陈铨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学"的建构

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以<战国策>等刊物为阵地,在陈铨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文化团体--"战国策"派.他们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呼吁民族文化的重构与民族精神的重造,其主要观点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存在的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抗战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是有失公允的.另外,虽然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但是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文学理论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全民族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野玫瑰》批判与话语权力之争

作为战国策派主将陈铨的代表剧作，《野玫瑰》在抗战文学中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它却一度被左翼人士指责为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法西斯主义文学。本属文艺范畴内的学术争鸣由此上升为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话语论争，突出体现了国共两党在文艺领域内对话语权力的激烈争夺，对其后文艺思潮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还原与价值突围

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莫衷一是。至于它与《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更显得神秘混沌。因此,"战国策派"亟需得到辨析和考证。学界意识到"战国策派"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质,却忽视了它的流变性、阶段性的特征。同时,"战国策派"的研究仍未能摆脱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左翼思维模式。要把握"战国策派"真实的状况,必须在立场上超越、价值上突围,跳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预设框架和思维模式,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原始刊物入手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查论述。     

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陈铨

作为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陈铨最早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作为“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陈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倡导尼采的入世哲学。他通过对中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比较，在深层次上对两个民族的哲学理念作了对比，并希望以此为途径，提出自己的一套关于解决人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学方案。     

论“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处理的信仰

"战国策"派曾借用当时广泛流传的三句抗战宣传口号"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阐释其应对中华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之策,而这些对策其实就是"战国策"派关于危机处理的信仰。从现象学的角度而言,这些信仰可分为现实信仰、集体信仰和强力信仰三个方面,它们共同传达出了"战国策"派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知&#183;信&#183;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从“自欺”到“自抑”——《小城畸人》解读

运用存在主义的＂自欺＂和＂自由＂等理论,联系《小城畸人》中作者对于＂真理＂与＂畸人＂的态度,分析畸人形成的两个阶段：从＂自欺＂到＂自抑＂;通过俄亥俄州温士堡小城的象征意义和主人公乔治.威拉德的最后离去,指出乔治的离开预示了一个新的畸人的形成。该小说集所揭示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个代表”是真、善、美的统一——“三个代表”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历史审美论统一起来,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知、情、意,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新时期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三个代表"内蕴着真、善、美的内在要求,我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行为本身也就是求真、求善、求美行为.在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三者的真正的统一,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